蔡達峰：學習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夯實共同思想政治基礎

　　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論述精神，民進中央決定舉辦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系列專題講座。7月16日上午，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以《學習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夯實共同思想政治基礎》為題，作首場專題講座。本文是講座報告全文。

各位會員、同志們：

　　民進全會結合“凝心鑄魂強根基、團結奮進新征程”主題教育，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論述和中共中央關于新時代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件精神。按照民進中央的活動安排，下面，我匯報四點學習體會，供大家參考。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含義

　　制度是對公共活動、關系和利益的規范，在公共生活中具有保障和約束作用。政黨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規定了政黨活動和關系。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政黨制度中獨特的類型，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經受了歷史檢驗，發揮了巨大作用，蘊含著豐富內涵。我們要倍加珍惜，自覺遵守，深入學習，廣泛宣傳，增進共識。

　　1.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大會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和僑聯界委員聯組會上明確提出并深刻闡述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這一重大命題。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新時代我國民主政治、統一戰線、新型政黨制度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內涵豐富、寓意深刻，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性質特征。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說它是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二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實踐要求。概括地說就是“新時代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堅持好”就是要守住底線，維護制度性質，不自我否定、改弦易轍；“發展好”就是要充分運用，強化制度執行，不得過且過、流于形式；“完善好”就是要探索創新，體現制度優勢，不固步自封、影響效能。 

　　2.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的深刻內涵。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重要論述以后，2021年6月，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全面闡述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內容。2023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新時代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件，全面闡述了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的重大意義，概括為“十個明確”。通過學習，我有四點體會。

　　一是要準確認識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性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同一制度的兩種指稱，前者表述了這一制度的構成，后者強調了這一制度的性質。這是一項“政黨制度”，有別于經濟、文化等其他領域的制度，屬于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范疇，與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并列，與我國國體政體相適應，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集中體現。這一制度規定了中國的政黨類型與數量，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它們通常稱為“多黨”，但不是泛指若干政黨，更不是多黨制的意思。八個民主黨派通常稱為“黨派”或“多黨派”，但不稱為“多黨”。這一制度規定了中國的政黨關系，它的職能安排或政黨格局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基本特征是“多黨合作”，也就是共產黨領導并同民主黨派的合作，核心是共產黨的執政和領導，民主黨派是參政黨，不是在野黨或反對黨。這種合作是為著共同的目標，圍繞中共中央的重大決策，民主黨派為此履行基本職能，人民政協為此發揮重要平臺作用。

　　二是要全面理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特征。它是具有“中國的”“新型的”特征，既不是壟斷性的一黨制，也不是競爭性的多黨制；既不參加議會和內閣，也不是聯合執政；既不同于西方政黨制度，也不同于舊中國的政黨制度。它的顯著優勢性，體現在指導思想和根本立場上，體現在多黨合作的關系上，體現在治國理政的效能上，概括為“三個新”。因為它與眾不同，超越了西方政黨研究中的分類，學界很少論及，似乎把它排斥在政黨制度之外；或套用現有類型，解釋為非競爭性一黨制、有序的多黨制等等，實際上都不如“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表述得準確。

　　三是要深刻把握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成因。從歷史上說，它是由黨和人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長期共同奮斗中創造的成就，具有廣泛的政治共識和堅實的實踐基礎；從內容上說，它來自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成果，又針對了救亡圖存的局勢和國情社情民情，還吸收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根源上說，它是在黨的領導下形成和發展的，因為有黨的領導，這一制度才有正確的指導思想，才有人民民主的目標和方向，才有愛國統一戰線的路線，才有“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多黨合作方針，才有民主黨派圍繞共同目標而團結奮斗的貢獻和作用。黨的領導是這一制度的根本保障和最大優勢。

　　四是著力發揮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效能。更好體現制度效能，著力點是發揮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積極作用。我們重任在肩，要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充分理解制度的性質、內容和特征，樹立制度自信，不忘合作初心，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奮斗目標的信念；要積極貫徹“三個好”的要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嚴格遵守制度，把握政黨性質定位，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大局，貫徹統一戰線路線方針、條例規定，提高履職能力，發揮更大作用。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

　　政黨產生、政黨關系、政黨制度是國情和社情的集中反映。近代以來，我國政黨各種各樣，關系錯綜復雜，有對立，有組合，也有合作，多黨合作是其中最穩定、有效的政黨關系和政黨制度。學習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先要學習其歷史，了解其形成過程，理解其原因和成效，樹立歷史自信。

　　1.中國政黨產生與政黨關系。科技革命、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對我國的影響和沖擊逐漸加劇。1840年西方列強入侵，爆發鴉片戰爭，中國開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矛盾突顯，掀起反帝斗爭，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工人罷工等運動；社會矛盾激化，掀起反清運動，爆發了太平天國等起義，工業貿易興起，沖擊了傳統經濟形態和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沖突，新學舊學對立，出現了改良派，孕育了革命力量；政治變革加劇，清朝統治者妄自尊大，落后腐敗，內外交困，窮于應付。對外屈服、勾結和抵抗；對內專制、拉攏和利用，內部明爭暗斗，形成了頑固派和洋務派，滋生了北洋軍閥。1898年發生了戊戌變法，1901年實施了“新政”，1906年宣布了預備立憲，1911年5月組建了“皇族內閣”，維護封建專制。

　　為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1894年，孫中山創立了“興中會”，中國資產階級政黨組織登上歷史舞臺，隨即發起了廣州起義、惠州起義等革命運動，掀起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時間，政黨政團競相成立，曾多達300余個。它們大多是主張憲政，有的也受袁世凱指使。黨員左中右混雜，黨內紛爭不斷，經常分化重組，興衰無常。

　　為了壯大革命力量，1905年，興中會與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組成了政黨“同盟會”，并于1911年10月發動了武昌起義，爆發了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民主共和出現了曙光，這時距鴉片戰爭爆發72年，距興中會成立18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清朝滅亡。三天后，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舊軍閥掌握了政權，開始了北洋軍閥的獨裁專制統治。《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指出：“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但沒有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

　　民國成立后，革命力量與北洋軍閥的矛盾更加尖銳，權力爭奪愈加激烈。同盟會堅持主張“議會政治”和“政黨內閣”，北洋軍閥竭力阻撓，各政黨派別選邊站隊。同年8月，同盟會與數個政黨聯合組建了國民黨，并于1913年初在議會選舉中獲得了多數席位，對軍閥專制形成了威脅。3月，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暗殺，革命局勢發生了轉折。7月，孫中山發動討袁“二次革命”，但各地響應不一，革命力量不足，一個月后便宣告失敗，革命者紛紛脫黨、倒戈、轉向和逃亡。袁世凱隨即指令國會制定《大總統選舉法》，先選舉總統，再制定憲法。10月的國會選舉中，袁世凱指使“公民團”逼迫進行第三輪選舉，并當選了大總統。11月，袁世凱命令解散國民黨，搜繳議員證章證書，致使國會無法議事。1914年1月，國會被迫解散。7月，孫中山組建了中華革命黨。1919年，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更名中國國民黨。

　　北洋軍閥統治期間，政黨林立，政見紛紜，政治無序。國會選舉既無民眾參與，又無嚴明制度，亂象叢生。短短的16年間，元首換了10人，內閣換了45屆，總理更迭59人次，任期最長的不過一年，最短僅一天。這種動蕩政局，嚴重阻礙了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和民生改善，暴露了政治道路和政黨作用的先天缺陷。

　　孫中山剖析道，“我們為什么不能成功？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沒有把整個社會聚合成一個整體，并且用整體的力量去構建民主共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這里指出了政黨代表性與社會作用的關系問題，指出了民主政治與中國國情的關系問題。

　　民進主要創始人、杰出領導人王紹鏊，辛亥革命那年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國，參與創辦“統一黨”，當選過國會議員和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是中國政黨活動和多黨合作事業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他在《辛亥革命時期政黨活動的點滴回憶》一文中記述道，當時的議員選舉，不僅有提名之爭，還有賄選現象。選舉有許多限制，沒有一定數目的財產，就不能參加選舉。競選者只在意士紳之類，競選演說的聽眾也是士紳之類，勞動人民與選舉根本上是無關的。他對當時的政黨活動作過深刻的剖析，大意是：袁世凱醉心于獨裁統治，把政黨、國會作為“民主政治”的點綴品或御用工具，不需要時就一腳踢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不論向君主專制政府要求君主立憲，還是向封建軍閥政府要求民主立憲，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革命派、君主立憲派和處于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大多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制和內閣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看到朝廷并無立憲的誠意，便傾向于革命，指望在推翻清朝之后，成立國會，制定出一部像樣的憲法，以為這樣就實現了民主，國家可以富強了。但他們脫離勞動人民，本身沒有多大力量，同舊勢力既有矛盾，又有密切聯系，依靠士紳和軍閥，對帝國主義抱有很大幻想，這使得他們非常軟弱和動搖，只要袁世凱略施花招或稍加壓力，便妥協屈服了，不可能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徹底勝利。

　　2.中國共產黨誕生及政黨關系。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力量準備。1921年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誕生，它旨在推翻三座大山，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開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政治格局和政黨關系從此發生了深刻變化。

　　為了共同對抗北洋政府獨裁統治，1923年6月，中共三大確定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推進并幫助國民黨改組和國民革命軍建立。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通過了新的黨章，改組了國民黨，確定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國共實現了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開創了政黨合作、民眾擁護的成功先例。

　　1925年5月，中共發起了群眾性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7月，國民黨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北洋政府對峙。10月，致公黨成立。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中共帶領工農群眾作出了巨大貢獻，但自身處境并不安全。國民黨內反動集團背叛革命，既分裂政府，又共同反共，1927年4月，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7月，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導致國共合作破裂，同時也引發了國民黨分裂。11月，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發表“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宣言”。1928年北伐勝利，推翻了北洋軍閥統治，南京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實質上開始了新的專制統治。1930年8月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立，時稱“第三黨”，標志著國內國共以外的民主黨派的出現。1931年鄧演達被國民政府秘密處決，“第三黨”被迫轉入地下。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民族矛盾激化，中共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中共中央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三黨”首先響應，這是中共與民主黨派早期合作的重要事例。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中共促成其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再次合作、團結抗日。1937年6月，毛澤東等與“第三黨”領導人在延安達成了合作意向。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全面抗戰爆發。15日，中共向國民黨送交《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開始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擊日寇，受到人民熱烈歡迎。

　　合作期間，國民黨堅持反共防共，不斷挑起事端，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平江慘案、晉西事變、皖南事變、進攻陜甘寧邊區等事件。中共從大局出發，力主談判，自衛反擊，維護了合作關系，直到全面內戰爆發。

　　1939年《共產黨人》發刊詞，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三大法寶”。1941年3月，民主政團同盟成立。1944年9月，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中共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年底，民主科學座談會成立。1945年4月，中共七大提出建立聯合政府，5月，國民黨六大決定獨自召開國民大會，抵制聯合政府的主張。7月，黃炎培等參政員訪問延安，受到中共熱情接待，發生了著名的“窯洞對”。

　　8月，抗戰勝利，國民黨加劇了對中共的排斥，得到了美國的軍事支援，國共合作面臨破裂，內戰一觸即發。10月，國共重慶和談，簽訂“雙十協定”，但隨即被蔣介石公開撕毀。社會各界憂心忡忡，反內戰、反獨裁呼聲高漲。中共聯合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形成了反內戰、反獨裁統一戰線，掀起了愛國民主運動，民主人士紛紛參加，積極呼吁，聯合行動。12月16日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30日，中國民主促進會（以下簡稱“民進”）在上海成立。

　　民進是第六個成立的民主黨派。它產生于愛國民主運動，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見證了多黨合作的歷程。一方面，它體現了愛國民主人士的崇高追求，以馬敘倫、王紹鏊為代表的民進創始人，崇尚愛國、民主、團結精神，富有實踐經驗，自辛亥革命以來，參加過革命政團、抗日武裝，集會演講、罷市罷課、營救黨員、救助難民、大眾教育等活動。他們憂國憂民，對時局深感焦慮。鄭振鐸記述道“現在的事實如此，也就不得不做點份外的事。這是關系千百年的大事，誰又能視若無睹呢？”于是，他們發表文章、創辦刊物、聚會研討。1945年9月，柯靈、唐弢等創辦了抗戰勝利后上海最早問世的進步刊物《周報》，確立“加強團結，實行民主”辦刊宗旨。10月，徐伯昕、鄭振鐸創辦了《民主》，確立“闡揚民主思潮，促進國內和平”的辦刊宗旨。兩刊發表了包括民進創始人在內的大量進步人士的文章，被譽為民主刊物，1946年遭到當局查禁。周建人回憶道：“我們還經常在一起聚會，有時學習馬列主義著作，有時座談當時政治形勢，研究民主運動的開展。后來由個人發表文章發展到聯合署名發表文章，爭取國內輿論的支持”。馬敘倫記述道：“空氣愈來愈沉悶，心靈的壓力愈來愈重，單是空談仍決不能有補于實際”。他對王紹鏊“先民主后統一”的主張大為贊賞，經謝仁冰引薦，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洽，很快就達成共識，約定請雙方的朋友座談，提出要組織一個比較永久性的團體，并取名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成立時提出的宗旨，就是“發揚民主精神，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踐”。

　　另一方面，它與中共有力引導和幫助密切相關。民進創始人與中共黨人有著密切聯系和深厚友誼，鄭振鐸與中共黨人徐伯昕、蔣天佐、艾寒松都是《民主》編輯部的同事，艾寒松還是周建人的入黨介紹人。陳巳生與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等是公司里的同事。趙樸初與中共黨員梅達君是同學同道。周建人、嚴景耀曾掩護、營救了中共黨員。民進成立大會的26位簽到者中，9位是中共黨人。他們帶來了黨的主張，王紹鏊“先民主后統一”的“意見書”成為了民進《對于時局的宣言》的重要內容。據文獻記載到，為了配合在全國開展和平攻勢及馬歇爾來華之后的和平談判，中共要求地下黨組織，動員社會各方聯合，通過合法斗爭表達人民的力量與意愿，要馬歇爾公平調停內戰，促使國內和平，建立民主政權。民進創始人徐伯昕、梅達君等承擔了在上海組建民主黨派的聯系工作。

　　民進成立后，旋即投入中共領導的愛國民主運動。1946年1月2日，民進第二次會員大會召開，通過了《對于時局的宣言》，明確提出停止內戰八項主張。5日，國共簽訂“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議，但國民黨并未真正執行。2月，馬敘倫等開始籌備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以下簡稱“人團聯”）。5月，“人團聯”成立大會召開，馬敘倫主持會議，梅達君作籌備報告，通過了章程和宣言，推選了理事，王紹鏊負責日常工作，90多個單位的40余萬各界人士實現了大聯合，開展了一系列“反內戰、爭和平”活動，在迎接上海解放中發揮重要作用。

　　6月，全面內戰爆發，國共合作破裂，國家和社會再次陷于危急。就在這個月，民進密集開展活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和大無畏精神。8日馬敘倫、王紹鏊等164人聯名上書蔣介石、馬歇爾及各黨派，呼吁停止內戰，隨即得到了中共的支持。11日，周恩來、董必武等函復道：“中國政事之敗，民生之困，于今已達極點，而國民黨統治集團中之好戰分子，猶然恃美國武器之資助，積極進行全面反共內戰……敝黨決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之志，進行談判，并盼能從此長期停戰，永息戎爭……斯為國家之福，人民之幸。”同時，經周恩來同意，中共上海工委開始組織上海人民和平請愿活動。

　　14日，民進理事會召開會議，提議推派代表赴南京，直接向當局呼吁。16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召開理事會，決定由馬敘倫、雷潔瓊等9人為請愿代表，加上兩位學生代表共11人，組成上海人民團體和平請愿代表團，由馬敘倫任團長；決定召開上海人民反對內戰大會，歡送請愿代表團，舉行反內戰游行。18日，董必武到滬與馬敘倫、林漢達等商議制止內戰。19日，中共上海市委傳達中共中央命令和周恩來指示，要全力以赴地動員群眾投入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愛國民主運動，要在斗爭中和各民主黨派、各界愛國人士共同行動，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

　　23日，這是民進人不會忘記的日子。上海三百多個團體單位數萬群眾在北火車站舉行“反內戰大會”，中共上海市委負責人親臨現場指揮。晚上7時，車抵南京下關車站，國民黨特務冒充“蘇北難民”圍攻毆打請愿代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南京下關事件”，請愿代表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陳震中以及記者和群眾遭到圍毆，身負重傷。周恩來、董必武12時趕到醫院慰問，周恩來說“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馬敘倫說“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了”。24日，周恩來向政府提出強烈抗議。25日，毛澤東、朱德從延安致電周恩來轉上海人民團體請愿代表馬敘倫等，表示強烈憤慨。周恩來在宴請代表時，重申中共要求和平的誠意，介紹了爭取和平的經過，揭露了事實真相，聽取了代表的要求和愿望。28日，周恩來再次宴請代表團，蔣介石也接待了請愿代表蕢延芳，并稱“和平很有希望的”。但正是在這天，他已密令向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全面內戰正式爆發。29日，代表團告別了南京，請愿活動結束。李維漢評價道：“這次上海和平請愿運動和‘下關慘案’，是大革命以來上海的乃至全國的第一次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影響極大，深刻地教育了廣大人民。”它生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斗爭、患難與共的關系，體現了多黨合作的精神和力量，也是民進歷史上的光輝篇章。

　　1947年5月，民進發表《對和平運動的意見》。7月，國民黨下達《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把國統區人民群眾的愛國民主運動統統作為“叛亂”，實施白色恐怖，宣布民盟非法，勒令解散，出動憲兵、警察軍隊進行鎮壓，對民盟、民進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威脅迫害。在中共指導和安排下，為了保存力量、繼續斗爭，民進理事會被迫轉移人員、分散活動。趙樸初、陳巳生等留守上海開展地下活動，雷潔瓊、嚴景耀、林漢達等轉移到解放區和北平，梅達君、徐伯昕、馬敘倫、王紹鏊、柯靈、許廣平等先后抵達香港。

　　1947年11月，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立；1948年1月，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至此，八個民主黨派全部登上了政治舞臺。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三年，也就是抗戰勝利前夕到內戰爆發的階段，國共關系從合作走向對立，民主黨派發生重大變化，得到了明顯發展。1944年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民盟；1945年民建、民進成立；1946年九三學社在九三座談會基礎上重新建立；1947年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改名為農工，致公黨改組為新民主主義政黨，臺盟成立；1948年民革成立，形成了新民主革命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格局。

　　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毛澤東主席親自將其中的第5條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足見中共中央領導對多黨合作的重視。

　　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公開表示堅決擁護和積極響應，確立了多黨合作關系，樹立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歷史上第一座里程碑。5月，《中國民主促進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在香港發表，首次公開莊嚴宣布民進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而奮斗，正如雷潔瓊在各民主黨派紀念響應中共“五一”口號五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所稱，它“開創了民主黨派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篇章”。

　　在中共的邀請和安排下，民進領導人從香港、上海前往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和制定共同綱領的工作。10月，中共中央就《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廣泛征求意見，民進提出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在籌備座談會上，民進提出了“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為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單位”的建議，得到了采納，這些都屬于民進最早的幾件政黨協商性質的建議案。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對新中國成立后加強統一戰線工作、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共事，提出了明確要求。

　　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召開，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鄭振鐸、葛志成、許廣平、林漢達、雷潔瓊參加了會議，馬敘倫被選為常委和組長，標志著民進正式擔負起了參加政治協商的職能。同時，民進參與發表聯合聲明，擁護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向全國進軍令》，號召上海各界迅速團結起來，協助解放軍，迎接解放。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又稱“新政協”）召開，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商國是，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確立了民主黨派作為新政協組成單位的地位，賦予了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政治協商”的職能，樹立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歷史上第二座里程碑。

　　在政協大會上，馬敘倫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得到了與會者一致贊同，這是民進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的首個提議。民進領導人還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職務，出席國家最高國務會議，就重大外交事件發表意見，參加國家對外友好交流活動。10月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許廣平受馬敘倫委托提出了關于國慶日的建議案，被中央人民政府采納，并被評為新政協第一份“建議案”。

　　經過二十八年浴血奮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合作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開辟了中華民族歷史新紀元。

　　歷史表明，反獨裁、反侵略是政黨合作的現實任務。北洋政府獨裁專制，激發了國共合作；北伐勝利后，國民黨背離革命初衷，推行獨裁專制，竭力排除異己，導致國共合作破裂，致使國民黨分化，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形成了合作關系；抗戰爆發，國共再度合作，在即將勝利時，國民黨加緊實施專制，導致全面內戰，國共合作再度破裂，民主黨派取得發展，多黨合作確立為政黨制度。

　　歷史表明，政黨合作的動力，取決于政黨的性質、宗旨和指導思想。多黨合作是民主政治的成果，其思想基礎在于人民立場和民主精神。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理論為指導，擁有統一戰線法寶，代表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以民族大業為重，既與國民黨合作，共同對抗北洋軍閥和日本侵略；又與民主黨派合作，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領導多黨合作事業不斷發展，是愛國、民主、團結的旗手。

　　民主黨派是反對賣國、獨裁、分裂的重要力量，它們聯系各界，謀求愛國、民主和團結，與黨的初心宗旨取向一致。民革主張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民盟主張反對獨裁，要求民主，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民建主張實現民有、民治、民享；民進主張推進民主政治之實踐；農工主張共同推進團結，實現和平統一，建立獨立富強之中國；致公主張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維護華僑正當權益；九三主張民主與科學之實現；臺盟主張建立獨立、和平、民主、富強和康樂的新中國。因為這些主張，他們與共產黨通力合作，支持國共合作，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共同建立多黨合作，并共同推動多黨合作事業發展。誠如王紹鏊所說：“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歷史任務，只能由中國的無產階級通過其先鋒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來承擔”。“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才能在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堅持、發展與完善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堅持中不斷發展、日臻完善。

　　1.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堅持。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面臨新形勢新任務。1950年3月，中共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召開，明確了工作方針政策和任務，指出民主黨派的階級聯盟性質，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黨同各民主黨派關系的基本原則，要以《共同綱領》為準則，團結奮斗，相互尊重，坦誠相待。毛澤東主席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黨派的作用，有人認為民主黨派只是一根頭發的功勞，一根頭發拔不拔去都沒有什么關系，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從整體看，從長遠看，必須要民主黨派，要把民主黨派的干部看成跟我們的干部一樣，我們對民主黨派在抗戰時有‘團結、抗戰、進步’的口號，今天應‘團結、建設、進步’”。

　　新中國成立，民主黨派成員揚眉吐氣、歡欣鼓舞。同時，對民主黨派去留問題，也產生了疑惑。有的認為，民主黨派追求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目標已經實現，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可以“光榮結束了”。有的民主黨派章程規定了至人民政權建立，可以宣告組織結束。中共領導人以極其熱忱地勸說引導，明確表示民主黨派不要解散，而應該繼續存在并進一步加強工作。毛澤東主席指出：“新中國的建立，如大廈將建、獨木難支，不能只靠一個黨派。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需要多黨派齊心協力，共建大廈。”體現了對民主黨派作用的高度重視，表達了堅持多黨合作的明確態度，極大地感召和激勵了民主黨派。各民主黨派帶領廣大成員，貫徹《共同綱領》，加強思想政治學習和組織建設，參加恢復國民經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運動，學習宣傳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二屆一次會議精神，為多黨合作事業作出了新貢獻。

　　1950年，毛澤東主席提出要“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1954年，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提出，把文教、科技方面的統戰工作列為統戰部門的工作重點。中共中央開展了知識分子問題的調查研究，民主黨派積極配合。1956年1月，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同時，要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對統一戰線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

　　隨著社會主義改造，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不再作為一個完整的階級存在，民主黨派的階級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精辟論述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提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要有兩個萬歲，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是民主黨派萬歲”。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寫入大會決議。民主黨派受到極大鼓舞，表示熱烈擁護，開展學習宣傳貫徹，組織發展一度呈現快速的態勢。

　　反右擴大化以后，民主黨派發展進入了曲折的過程，一度陷于停頓，恢復發展不久，“文革”期間受到嚴重沖擊，再度被迫停止活動，經受了嚴峻考驗，堅守了合作初心。鄧小平同志高度評價道：“絕大多數人仍然堅信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這是難能可貴的”。

　　2.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1976年10月“四人幫”粉碎，“文革”結束。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開，重申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堅持和發展統一戰線，貫徹“八字方針”。民主黨派開始整頓健全領導班子，逐漸恢復活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工作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1979年6月，鄧小平同志在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指出，新中國成立三十年來，我國的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國的統一戰線、民主黨派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各民主黨派“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的任務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為新時期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工作指明了方向。各民主黨派協助落實政策，調動會員積極性，為四化建設服務，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發揮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作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整頓和發展組織，呈現了一派新氣象。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新時期的統一戰線確定為“愛國統一戰線”。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發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號召，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多黨合作的方針，確立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格局，賦予了新型政黨制度更高的思想政治境界。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確立了民主黨派的“參政黨”定位，對民主黨派建設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建設走上了制度化軌道。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了憲法，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具有了憲法地位。2005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2006年2月，制定了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更加健全。

　　3.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完善。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得到更好發揮，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新時代愛國統一戰線事業全面推進。2020年12月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作出了“第三個歷史決議”，深刻總結“堅持統一戰線”的歷史經驗。2022年7月，召開中央統一戰線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指出了新時代愛國統一戰線的基本任務，就加強和改進統戰工作提出了“12個必須”的要求，動員中華兒女共同奮斗，為民族復興匯聚起磅礴偉力。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更加成熟定型。2015年1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2022年6月，發布了《中國共產黨政治協商工作條例》。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參政黨建設和作用，強調堅持和完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更好體現制度效能，著力點在發揮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積極作用。定期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協商座談會，聽取意見建議，發表重要講話。2016年起，委托各民主黨派中央先后就脫貧攻堅、長江生態環境保護的實施情況開展專項民主監督。2013年2月，在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將民主黨派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并提出了“四新”“三好”要求，為新時代參政黨建設指明了方向。2018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民主黨派代表人士隊伍建設規劃》，2019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的意見，2019年6月，中央統戰部轉發了《各民主黨派中央關于新時代組織發展工作座談會紀要》，統稱“三個文件”。中央統戰部2019年至2021年，先后印發了各民主黨派中央關于“加強內部監督工作”“建立健全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制度”“建立健全述職和民主評議制度”“紀律處分工作”“建立健全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制度”五個座談會紀要。各民主黨派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要求，以思想政治建設為引領，自身建設取得新面貌，履職盡責取得新作為，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更好發揮效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四、政黨與相關因素

　　我們從不同的界別、單位來到民進，實現了雙崗結合，感受了政黨與社會的關系。學習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有助于我們補充知識、拓寬視野、深化共識，更加全面地了解民進，了解民進與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提升政治素養，增強大局意識和使命意識。

　　縱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歷史，它包含中國社會、文化與政治，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統一戰線、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我國國體、政體與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重要領域，民進是其中民主黨派的一部分。

　　如果從政黨制度層面來看，與政黨相關的因素至少包括政治、國家、社會、權力、民主等。這些因素互為因果，構成了一類極為復雜的活動系統，包含了極為豐富的知識、經驗、觀點、理論、學科和組織，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如果從人們處理權益關系的活動來看，社會、國家與政黨屬于組織的范疇，權力、民主與政治屬于權益的范疇，政黨與政治是組織與權益的關系。

　　1.社會、國家與政黨。事情因人而發生，每個人都是群體中的一分子，在群體中擁有身份、權利和義務。社會是指人與人的關系，也稱“社群”。這種關系始終存在、不斷演化。它有血緣、地緣的基礎，有共同利益和分工安排，有家庭、部落、生產、管理等群體類型。這些都影響著社會關系，包括個人之間、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等關系，并形成特定的文化傳統、倫理秩序和制度形態，也就是特定范圍和人群的社會，如農村社會、市民社會等。

　　國家是特定的人群、領土和權力構成的組織形態，也是世界的組成單位，包括共和國、王國、公國和酋長國等。從歷史上看，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家性質（國體）反映了特定的社會關系。17世紀英國建立首個資本主義國家，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蘇聯建立了首個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國家的基本內涵包括：各民族人民共同維護和建設國家，國家保護和發展人權，維護公民權利地位，權力依憲依法行使并接受監督，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國家的擁護者和建設者。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指出：“政黨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它由政見相同者組成，具有社會代表性，從事權力相關的活動。17世紀，英國出現資產階級政黨，1917年蘇聯出現無產階級政黨。政黨各有特征，如成員規模、標準和管理等。現今兩百多個國家中有政黨上萬個，是二十年前的一倍，發展態勢明顯。政黨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它規定或約定了國家中的政黨關系和活動，與國體政體相配合。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兩黨制、多黨制或一黨制，也分為五種或七種等類型，各政黨通過議會選舉，或成為政府首腦和執政黨，或進入內閣，或在野。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無產階級政黨獨掌政權，直到1990年。

　　“國家”是政黨的基本意識和立場所在。“愛國”是多黨合作的思想基礎，“堅持愛國”是民進的優良傳統。我們繼承和發揚“愛國”的優良傳統，就是秉持愛國主義精神，立足國家政治制度，提升愛國的能力，服務國家的需要，在國際上要捍衛國家的領土、主權和尊嚴，保證國家的完整、統一、獨立和安全，發展外交事業，抵御外部侵略、掠奪、顛覆、分裂和干涉。在國內要堅持國體、政體和基本政治制度，抵制叛國賣國和勾結敵對勢力的行徑，維護人民利益，致力于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奮斗目標，增進祖國大家庭凝聚力和中華兒女大團結大聯合，傳承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等等。

　　2.權力、政治與民主。權力是管理群體行為的能力，具有公共性和強制性，對利益關系有決定性作用，其起源有自然、神權、契約、暴力、氏族、演進等說法。它存在于社會組織，更是國家構成的要素，國家權力與國家性質相適應，反映了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我國憲法規定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權力的主體。

　　政治是公共事務管理中針對權力的活動，在我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具有獨特的地位。社會事務中，既有公共利益，又有群體矛盾甚至沖突，需要運用權力來協調和裁決，比如公與私的關系、群體與全體的關系、民族關系、階級關系等。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規定了政治活動的渠道和方式。

　　民主是關于權力的理念，也是公共決策的原則，它主張眾人作主，適用于社會事務和國家事務。民主政治相對于少數人專制而言，主張由人民掌握和行使國家權力，主要內容包括公民參與、服從多數、權力有限和選舉投票等，體現在國體政體和組織體系中。

　　古希臘城邦雅典實行“直接民主”，由民眾議事決策和選舉，但規模有限、并非人人參與，行政效率很低。現代民主政治始于資產階級革命，實行普選、代議制和政黨制度，它使政治參與更加廣泛和有序，但民主程度和實效都面臨問題。

　　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我國基本政治制度保證了民族區域自治、基層群眾自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反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是“我國民主政治的重要實現形式”，它“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明確指出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內在關系。

　　民進是具有政治聯盟性質的民主黨派，“堅持民主”是民進的優良傳統，我們要準確理解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需要，包括貫徹“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精神，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保證人民政治參與，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堅持和完善我國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協商民主制度等制度體系，堅持黨的領導、統一戰線、協商民主有機結合，以民主促進團結，凝聚廣泛共識，維護社會穩定。同時，我們自身要崇尚民主的精神，踐行民主的作風，思想上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反對以權謀私、特權思想、官僚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奢靡之風；工作中遵守民主集中制，服從集體決策，求大同存小異，辦事公正公道。與人相處中擺正自己的位置，對人尊重平等，誠懇接受監督，善于協商議事，體現良好作風。

　　各位會員，同志們，發揮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效能，民主黨派責無旁貸、重任在肩，我們要堅持學思想、強根基，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論述，學習中共中央關于新時代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件、《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等重要文獻，增強制度自信，夯實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在新征程上體現新作為。我邊干邊學，知識積累和理論水平很有限，以上所說僅供參考，不當之處請予諒解。感謝大家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