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民進的成立

　　編者按

　　回顧民進歷史可以看出，民進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的感召、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和幫助以及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的參與下成立的。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愛國、民主、團結、求實，堅持立會為公是民進優良傳統。

　　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舊址位于今上海市陜西南路235號明復圖書館會心樓（原上海愛麥虞限路中國科學社）。1945年12月30日，中國民主促進會在這里舉行第一次會員大會，正式宣告成立。

　　民進成立于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運動的浪潮中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面對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抉擇，熱切希望實現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中國共產黨從人民愿望出發，按照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線，主張團結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國民黨則推行獨裁統治，妄圖消滅共產黨，為發動內戰做準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國民黨統治區內反內戰、反獨裁、要和平、求生存的愛國民主運動蓬勃開展。

　　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的簽訂，國民黨被迫口頭承認了“和平建國”的方針，確定召開政協會議。人民的勝利，使國內要求民主團結和平建國的氣氛更為濃厚，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國共產黨抓住有利時機，推動和幫助各種民主力量組成新的黨派，并與之一道為爭取民主、反對內戰而努力。1945年10月，中國民主同盟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要求民主，反對內戰。此后，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成立，其基本主張都是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內戰政策，要求和平民主。

　　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雖然同中共進行和平談判，但他的內戰方針始終沒有改變。雙十協定剛剛簽訂，蔣介石就發布進攻解放區的密令，企圖完全占領長江以南地區，奪取華北戰略要地和交通線，出兵占領整個東北。至12月初，用于進攻解放區的總兵力已達190萬人以上。這不能不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眾的強烈憤怒。11月19日，重慶舉行反內戰大會，成立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11月25日，昆明6000余名大學生在西南聯合大學舉行反內戰時事晚會，由于遭到反動軍警的壓迫和特務分子搗亂，三萬余名學生舉行總罷課。12月1日，大批國民黨武裝暴徒在西南聯大黨校投擲手榴彈，致使四人死亡，數十人受傷，釀成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重慶、上海等地爆發了聲援昆明學生的罷課和游行示威。

　　解放軍作戰的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反內戰運動的掀起，表明國民黨統治集團一時難以實現其通過發動內戰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美國政府任命馬歇爾作為杜魯門總統特使，12月15日啟程赴華調停國共爭端。蔣介石同意按照雙十協定的規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2月16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抵達重慶，參加政協會議。1946年1月10日，政協會議在重慶召開。民進即成立于政協大會召開的前夕。

　　總之，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浪潮迅速興起。在此浪潮中，中共抓住時機，指導、推動和幫助民主人士成立民主黨派。民進的成立，既是愛國民主運動的成果之一，也對其進一步高漲起到了助推作用。 

　　1950年6月，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馬敘倫和毛澤東交談。

　　民進誕生在中國共產黨開展的文化宣傳新聞出版領域的戰斗中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出版報紙，既是因為上海作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也是利用了抗戰勝利初期在原淪陷區的國民黨的統治不穩、政策松動、重心尚未東移等特點。日本一投降，國民黨即派員接收各種文化設施，頒布所謂《管理收復區報紙、通訊社、雜志、電影、廣播事業暫行辦法》，設立機構并利用它手中掌握的特權，竭力控制上海的文化、輿論陣地。9月1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并轉華中局：“上海及南京、武漢、香港等地以群眾面目出版的日報，必須盡速出版。根據國民黨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記，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虧?！蔽闹兄赋觯骸叭A中可去上海等地公開活動的，如范長江、錢俊瑞、阿英、梅雨（益）等，要多去，快去。除日報外，其他報紙、雜志、通訊社、書店、印刷所、戲劇、電影、學校、工廠等方，無不需要?！辈娬{：這樣做“在今后和平時期中有第一重大意義，比現在華中解放區意義還重要些，必須下決心用最大力量經營之”。此電顯示了爭奪上海宣傳文化陣地的緊迫感。

　　中共中央計劃將新華日報總社遷來上海，南京設分社，由于國民黨的破壞，《新華日報》遷滬始終未能成功。國民黨的封鎖并不能阻礙上海文化界愛國民主人士對了解中共的態度和打算的渴求。根據有關史料和回憶文章，我們所知，在抗戰勝利后初期，在馬敘倫等上海民主人士和中共之間做過聯絡工作的地下黨人有：梅益、夏衍、姜椿芳、吳大琨、梅達君、溫崇實等人。他們大多在抗戰前、抗戰期間曾在上海從事文化戰線的工作，與當地出版文化界民主人士有著良好的交往。他們通過走訪接觸，宣傳黨的主張，對上海文化界愛國民主人士的團結聯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據《中國共產黨上海史》記載，抗戰勝利后不久，在上海負責黨的文化工作的姜椿芳（曾任文委下屬的文化總支書記），從翻譯家傅雷處得知馬敘倫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頗為不滿，而對共產黨的艱苦奮斗十分贊賞，因此很想找點關系了解中共對抗戰勝利后的局勢的態度和打算。馬敘倫的高風亮節受到人們的敬重，經常與馬敘倫聯系的有文化、教育、出版界的知名人士周建人、鄭振鐸、許廣平、李平心、柯靈、唐弢、傅雷等。地下黨組織對從馬敘倫處傳出的信息十分重視，即派梅益與他會面，向他介紹解放區的情況，以及中共對時局的態度和戰后和平建國的意見。

　　不久，傅雷又通過姜椿芳約梅益跟前清翰林陳叔通進行了交談……兩次談話都很融洽。馬敘倫、陳叔通都以能夠會見共產黨人，得到第一手材料而感到榮幸。彼此的了解促進了此后相互的合作。9月中旬，上海的一些知名知識分子，紛紛發表聲明和書面談話，或者致國民黨當局的公開信，反對內戰，要求當局廣開言路，邀請民主人士和社會賢達共同商量國家大事。黨組織決定發動一些上層知名人士向國民黨提出和平建國的呼吁。姜椿芳動員了時在上海的幾位老人：陳陶遺、張國淦、劉厚生（劉垣）出來呼吁和平，征得馬敘倫、陳叔通、張元濟的同意，6人聯合署名發表聲明，形成了較大的影響。

　　除了走訪交流之外，邀請上海出版文化界民主人士創辦民主刊物、聘請他們擔任編輯、組織撰稿，則既起到了揭露蔣介石獨裁統治和內戰陰謀、奪取宣傳陣地、教育人民的作用，又團結了力量，為以馬敘倫為核心的民進教育文化出版界作者群的進一步形成創造了條件。

　　除了直接領導與影響進步報界人士之外，打入并利用國民黨的報紙，也成為共產黨開辟輿論宣傳陣地的一個重要方面。有的報紙整體上為國民黨所控制，但其中的某些副刊或專欄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如《大公報》是一份有較大影響的報紙，不少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進入該報，擔任編輯和記者，因而也對該報的文章刊載起到了積極作用。10月24日，《建國日報》被封之后，夏衍向梅益建議并取得上級黨組織同意，分別走訪馬敘倫、鄭振鐸、許廣平等熱切渴望和平、反對內戰的上層著名人士和學者，請他們以個人名義，撰寫有關當前時局的專論，然后通過各種渠道，將文章發表在《申報》《時事新報》乃至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上，以“專論”“特稿”的形式發表，一時間造成較有聲勢的“反內戰、要民主”的輿論氛圍。

　　《文萃》

　　《新文化》

　　《周報》

　　這一時期，上海地下黨或自辦或由愛國進步人士出面，創辦了一批民主刊物，如《周報》《民主》《文萃》等。其中，《民主》《周報》對民進的成立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箲饎倮?，在重慶堅持出版崗位的生活書店，按照黨的指示回上海復店。在地下黨員、民進發起人之一徐伯昕的帶領下，生活書店根據周恩來關于幾條線作戰的指示作了安排。為了長期打算，并能合法存在，凡政治性較強的讀物，由分出去的幾個新機構來擔任，如民主周刊社出版《民主》周刊?！睹裰鳌分芸瘎摽?945年10月23日，徐伯昕邀請鄭振鐸主編，編輯有地下黨員蔣天佐、艾寒松等，編委有馬敘倫、周建人、許廣平、董秋斯、羅稷南等（都是民進早期成員）?！吨軋蟆穭摽?945年9月8日，是上海抗戰后最早誕生的民主刊物，唐弢、柯靈主編，劉哲民為發行人（也都是民進早期成員）?！段妮汀穭摽?945年10月9日，初創時為文摘性刊物，后逐步轉變為時事政治刊物?！段妮汀芬婚_始就得到中共組織的關注，黎澍擔任主編后，實際已由上海工委領導?！睹裰鳌贰段妮汀贰吨軋蟆?，都是深受群眾喜愛的期刊，被譽為“三大民主刊物”，馬敘倫、鄭振鐸、許廣平、周建人、嚴景耀、李平心、董秋斯等民進早期成員和許多民主人士、共產黨人一起，常常在上面發表文章、聯名發表宣言等，由此形成了聯合。

　　隨著新聞出版戰線的工作逐漸開展，中共中央從重慶、解放區、大后方及香港抽調的文化工作者到上海，許多文藝界人士陸續回到上海，與上海地下黨及抗日戰爭期間留在上海堅持苦斗的進步文化人士匯合，共同致力于創辦報紙、刊物。這不僅大大增強了上海出版界的進步力量，也為民進的成立和壯大充實了人員方面的基礎條件。在此時期，奮戰在上海出版文化領域的民進早期會員，除了我們熟知的抗戰期間居留上海的馬敘倫、周建人、許廣平、徐伯昕、鄭振鐸、傅雷、唐弢、柯靈、董秋斯、蔣天佐、李平心、嚴景耀、馮賓符等人外，還有從后方回到上海的金仲華、孟秋江以及生活書店的許多骨干員工，他們也大多在1946年至1947年先后加入民進。

　　總之，抗戰時期留在上海堅持斗爭的出版文化領域的愛國民主人士，既是中共進行宣傳統戰的對象，也是重要的依靠力量。中共在抗戰勝利后初期的上海進行的宣傳文化領域的反內戰反獨裁爭和平爭民主的斗爭，有力推動和促進了他們的聯合，為民進的成立準備了第一支基礎力量。

　　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直接參與民進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九月，參加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民進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漢達、周建人、馬敘倫、許廣平、王紹鏊，后排左起：梅達君、雷潔瓊、徐伯昕、嚴景耀（候補代表）。

　　民進簡史（2017年版）中說：中國民主促進會主要由兩部分民主力量組成。一部分是以馬敘倫所聯系的從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愛國民主人士，另一部分是以王紹鏊所聯系的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愛國民主人士。王紹鏊是一位三十年代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王紹鏊在潘漢年的領導下長期從事隱蔽戰線特殊工作，他交友廣泛，同工商、文化、教育和社會團體都有聯系。他主要交往的還是工商界的民主人士。在王紹鏊《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動》中回憶，“開始活動時，我有三個小組織。一是鄰居十九號的張紀元及梅達君、趙樸初、林漢達等知名人士。二是潘子欣、曹鴻翥、曹亮、錢瘦鐵、謝仁冰、馮少山等人士。三是朱紹文、蔡禹門等許多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也包括謝仁冰、潘子欣在內。每星期在蔡禹門處開座談會?！?/p>

　　民進成立大會簽到名單

　　王紹鏊和另一位工商界地下黨人陳巳生也早有聯系。陳也是在抗戰中入黨的地下黨員，他是著名企業家，名下有保險、交通等眾多產業，曾在自己擔任董事長和總經理的關勒銘金筆廠，安排中共上海分局書記劉曉為董事兼副經理，以作掩護。

　　由地下黨投資經營的東方聯合營業公司，董事長是民進發起人之一、梅林油漆公司總經理馮少山。擔任經理、國外業務部副經理和高級職員的，分別是梅達君、張紀元、萬景光，他們都是中共黨員，也都是民進的發起人。

　　王紹鏊和陳巳生參與了民進的創建，在民進第一屆理事會選舉的三位常務理事中，占據了兩席。

　　民進創始時期會員44人之中，工商業界的還有保險業界著名地下黨人胡詠騏的兒子胡國城和他的同學好友章蟾華，他們在中共上海地下黨文委書記張執一領導的中國文化投資公司先后擔任經理，是以工商業者的身份為黨從事秘密工作的地下黨員。

　　中共地下黨對民進成立的指導和幫助，除了地下黨員直接參與民進成立外，主要體現在地下黨員在民進成立過程中發揮的引導作用，即在“先統一后民主”還是“先民主后統一”這一關鍵問題上的關鍵作用。

　　王紹鏊在《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動》中回憶：“有一次我將寫好了的一篇主張先民主而后統一，反對先統一而后民主的意見書讓一些知名人士簽名的時候，馬敘倫也有一篇上蔣介石書，他提出五個綱領，第一條就提出是‘要統一軍政’，卻好與我的意見相左，故朋友將馬的意見書交來時我不簽名，而我的意見書傳到馬氏處，他也沒有簽名。但馬氏見簽名里有我的舊友謝仁冰，就去問謝意見書是誰人手筆，謝告知是我的手筆，馬氏就請謝介紹我見面，見面后稍有爭辯，但最后馬氏就把他上書的原意撤銷。約定先邀請雙方的朋友在廣和居開一座談會，馬氏方面出席的有傅雷、鄭振鐸、唐弢等，我這方面有林漢達、謝仁冰、張紀元等人，時值馬歇爾（駐華特使）要來中國，大家主張擴大座談會，多約朋友來參加。首次會議是在青年會召開，陳已生、許廣平、周建人、曹鴻翥、梅達君、趙樸初、馮少山等均到會。第二次會議時到會的朋友更多，當時就有人提議組織比較永久性的團體……經過討論研究通過了簡章及宣言，宣言內容以我的意見書為主，刪去文尾，加上了幾句口號，作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宣言?！?/p>

　　《中國民主促進會對于時局的宣言》

　　這份宣言，即民進成立之后的第一個宣言也是民進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綱領性文件——《中國民主促進會對于時局的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缎浴防锏谖宥斡懻撁裰骱徒y一的關系：

　　“在國內方面，我們都盼望盡速實現政治的民主與國家的統一。但是在同一目標下，仿佛有兩種對立的意見：某些人把這問題的重心放在統一方面，另一部分人把重心放在民主方面。前者主張必須先統一，然后實施民主；后者主張非先實行民主，則無從實現統一。其實我國的老百姓，并沒有不統一的征象，只要中國能實現民主，則政治與軍事自然也就統一了?，F階段的中國，民主實在是統一的基礎，同時又是統一的內容，統一的目的。我們必須從民主的實踐中，獲得統一的理論根據。從民元以來的經驗，早已這樣告訴我們了。統一而不以民主為前提，決無法實現。真正的統一是全國民心一致向往的結果，決非勉強可求。過去的不統一，正是不民主的結果?！?/p>

　　這一段論述，表明馬敘倫心悅誠服地接受了王紹鏊的正確主張，改變了自己原先的立場。《宣言》繼而沉痛地說：“我們很痛心，中國已經推翻專制國體三十四年后的今日，又經過對外戰爭八年，還要來談民主與統一這個老問題。然而內戰的威脅，已是事實的存在。我們堅決地反對用內戰方式來解決政治問題”。《宣言》將民主與統一的問題引入反對內戰的主題，“我們肯定內戰的因素，總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消滅的。”又從反對內戰自然而然地轉到要求民主上來：“至于和平解決政治的中心課題，第一要言論開放，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我們認為暫時停戰等等的協議，都是治標，只有把政治放在真正的堅固的民主磐石上，才是唯一安全永逸的計劃。我們只有加緊我們的步伐，集中我們的力量，爭取民主，實現民主。”

　　馬敘倫從“先統一后民主”到“先民主后統一”的思想轉變，正是體現了共產黨人對民進的思想引導和幫助。民進在成立之初即堅定站在了中共一邊，體現了民進成立的初心。

　　《團結報》2022年12月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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