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作家呂志澄

　　呂志澄（1915—1991）又名呂澤權，曾用的筆名一青、士登、古濂浦、雷向明、方里、黎勃特、梅君、何思敏等。廣東高要附城人。中共黨員，民進港九分會時期會員。祖籍廣東鶴山縣雙橋鎮。父親呂藻芬是中國同盟會會員，民國時期曾任肇慶市政局局長、曲江縣縣長，因私放共產黨和不按時供應軍需的罪名被省府革職，后輾轉到了香港，以教書為生。呂志澄自小受父親的言傳身教，養成了勤奮好學、正直勇敢的性格。

深入鄉村   

　　呂志澄小學畢業后考進了高要縣立中學、省立肇慶中學。期間他積極參加愛國學生組織，上街頭、下農村宣傳抗日救亡，激發群眾的愛國之情。1936年秋，呂志澄高中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在進步老師、同學的影響下，他在中大參加了“中大鄉村實驗區”“鄉村服務社”的活動，利用課余時間深入到學校附近的農村下元崗搞社會調查，接觸貧苦農民、了解人民大眾的疾苦，受到了深刻的社會教育。同時，“鄉村服務社”還開辦農村夜校，教農民學習文化，向農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呂志澄把訪貧問苦的調查材料和自己的深切體會用報告文學、通訊、散文等體裁在中山大學校刊的“文學生活”“石牌生活”等專欄發表（主要有《一夕心痕》《黃婆洞訪后記》等），如實報道了農民的悲慘生活，大膽抒發了自己的深刻感受。面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貧富懸殊和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社會狀況，充滿愛國之心的呂志澄感到氣憤，心情無法平靜。

奔赴延安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日機瘋狂轟炸廣州。位于石牌的中山大學不少校舍被炸毀，只好遷回市內文明路中大舊址繼續上課。由于宿舍不夠用，不少學生借住東皋大道小學。但是遷校后仍避不了日機的狂轟濫炸。為學生的安全和能正常教學起見，中大奉命遷去云南省澄江。在動蕩的時局下，中山大學的愛國學生們懷著極其復雜的心情，談論抗日救國和個人的前途出路問題。呂志澄等不少學生都認為：面臨國破家亡，最好就是放棄讀書，參加救亡活動。進步同學還建議奔赴抗日根據地——延安。這年冬天，呂志澄返肇慶將欲去延安之事告知父親。其父語重心長地說：“觀今之能為國為民的，唯有中國共產黨啊，我兒可前往投奔。”

　　呂志澄得到父親的贊同后，即與邱里虹、張穎、史烈等同學一起，帶著中大一位教授寫給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張聞天（洛甫）的介紹信，在日寇狂轟濫炸之下離開了廣州、奔赴延安。呂志澄等四人到達漢口后，找到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辦事處同志要他們每人寫了一篇對時局認識的文章，隨后由葉劍英親自和他們談話，便發了介紹信，囑他們移交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到西安之后又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去延安。他們由廣州出發，在路上克服了種種困難，終于在1938年元旦抵達了革命圣地——延安。張聞天看過介紹信后，找有關部門安排他們住在陜北公學招待所，并讓他們填寫了參加中華民族先鋒隊（簡稱“民先”）的申請書。隨后，經過考核，呂志澄、史烈、邱里虹三人被編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張穎入魯迅藝術文學院。

　　呂志澄在抗大學習期間，接受系統的馬列主義和形勢教育，常常撰寫文章報道延安人民的抗日活動和抗大的革命生活，分別在延安、廣州的報紙上發表。先后發表的有《踏上我們的征途》《畸嶇的旅途》《進了抗日大學》《抗大生活剪影》《來吧，南國的青年》《“五一”在延安》和《抗大第四期的開學典禮》等。因在抗大表現很好，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贊揚，193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后，史烈在憶述呂志澄的資料中曾寫道：“我與呂志澄從中山大學到延安抗大的兩年多接觸中，感到他為人正直、思想進步，特別是能吃苦，不怕犧牲，積極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積極投身于革命大洪流中經受鍛煉。”

北渡南歸

　　1938年8月呂志澄在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即被派往重慶的“國際反侵略協會中國分會”任秘書，在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國際宣傳組負責人王炳南的直接領導下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此間，呂志澄十分關心周圍青年的政治思想狀況，一有機會便向他們宣傳抗日救亡和馬列主義思想，介紹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形勢和根據地建設情況，鼓舞重慶青年學生的愛國情懷和斗志。李秀嫻、溫堅、黎揚等三位來自廣州中山大學的女學生在他的協助下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同時，他還與各蔣管區的當年中大的同學取得聯系，并給他們寄去一些刊載有毛澤東文章的進步刊物。

　　1941年“皖南事變”后，呂志澄積極參加各項抗議行動，利用各種場合、方式把國民黨假抗戰、真反共的罪行揭露得淋漓盡致，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立即釋放葉挺將軍的嚴正要求，并向海外發函報道“皖南事變”真相。為此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受到特務監視和密查。為了呂志澄的安全，黨組織安排他離開重慶再度去延安。

　　1941年5月初，呂志澄化名古濂浦，避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悄悄地離開了重慶。他原擬渡過黃河再繞道華北赴延安，可是，當時日寇正加緊向我抗日根據地瘋狂進攻，他被滯留在黃河以北的中條山地區。在當地中共黨組織的安排下，他暫時被安排到《晉豫日報》負責通訊工作（期間撰寫并發表了《如何寫通訊報道》一文，同時油印給部隊通訊員學習），同時還參加了工合游擊隊，開展抗日武裝斗爭。后來，這支游擊隊轉戰太岳區根據地，在沁源與八路軍129師會合，呂志澄遂在129師政治部工作。

　　1942年秋天，呂志澄離開129師到河南洛陽，由工合總會顧問、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先后安排在工合鞏縣事務所、四川樂山事務所工作。1943年夏，他隨工合總會顧問孟用潛回到了重慶，向王炳南作了詳細的匯報。王炳南根據當前形勢，建議他速離重慶返廣東。1943年秋，呂志澄回到闊別多年的肇慶，在高要縣立中學任教。

刀筆人生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侵略者加緊對我抗日根據地瘋狂掃蕩，實行野蠻的“三光”政策。而在國統區，國民黨當局獨裁統治下，特務橫行，廣大人民掙扎在饑餓死亡線上，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呂志澄目睹社會慘象，義憤填膺，于是寫了“引蛇出洞”“南方的蚊”等諷刺詩篇在《肇慶日報》《民族日報》等發表；同時，在高要縣立中學公開發表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學校的師生很欽佩他敢說敢干的精神，但也為他捏一把冷汗，擔心國民黨對他下毒手。果然不出所料，國民黨要逮捕他，幸得在縣黨部工作的親戚和同事及時通風報信，才安全離開肇慶赴廣州。

　　1945年9月中共領導的《新兒童》雜志在廣州復刊，主編是呂志澄當年中大的同學黃慶云，她邀請呂志澄擔任副主編。這期間，他發揮所長，努力搞好編輯工作，并撰寫了許多適合兒童口味、歌頌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寓言、詩歌、文章在《新兒童》刊載，其中包括署名“黎勃特”發表的《民主政治和我國的政黨》和介紹解放區情況的兒童小說《北極星》等宣傳人民民主革命的作品，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同年12月，復刊僅兩個月的《新兒童》便遭到勒令停刊，后來，只好轉移到香港繼續出版。呂志澄在香港期間除繼續主編《新兒童》外，還參加中共華南分局文委領導的影評寫作組，撰寫有關“反饑餓、反內戰、要民主、要和平”影評稿件在《華商報》《大公報》《文匯報》等報刊刊登。1947年2月，他以“士登”的筆名在葉圣陶主編的《開明少年》第20期發表揭露國統區被買賣兒童悲慘境地的故事“沙坪仔”；1948年在胡明樹（民進港九分會成員）主編的“學生文叢”出版兒童小說《施萬萬的奇遇》。

　　呂志澄在《開明少年》發表小說“沙坪仔”

　　1949年，在中共華南分局譚天度、羅理實領導下，呂志澄與黃若天、周作煦等高要籍的旅港同胞組織“高要新青年協會”，出版《新高要》（后來協會改稱“西江新青年協會”，刊物也相應改名為《新西江》）。協會理事會每月召開兩次，大都在香港堅尼地道120號后座呂志澄家召開。協會團結了香港、廣州、佛山、肇慶、羅定等地的大批進步青年，為推動肇慶地區的解放和城市接管工作貢獻了力量。呂志澄曾親自策動佛山警察長陳觀帶、廣東省保安團副團長陳永裕起義。他還秘密將五星紅旗的制作圖案托人帶回肇慶，在高要縣立中學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

　　新中國成立前后呂志澄部分作品

　　1950年8月，呂志澄從香港回到廣州，先后在廣州新聞出版處、市文化局出版處、廣東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部門任編輯、編委、編審、副主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他發表的報告文學、小說有《木船打敗敵艦解放海南島》《龍潭貧農斗霸記》《走向進步的孩子》《愛國少年復仇記》《神秘的大力士和魔術師》《民主改革之歌》《三元里抗英團》等。

笑看風云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整風反右運動中，呂志澄難逃厄運，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下放干校勞動。在這期間，他沒有氣餒，除了積極參加勞動外，利用余閑時間讀書、寫詩詞、撰文章。在下放干校三周年時，寫了一首《沁園春》詞：“帶筆從農，重新學習，轉眼三冬。有辛勤戰士，懷書放牧，頂風冒雨，志定心紅；身在牛房，胸懷世界，斗私批修立大公。牛群壯，笑區區‘艱苦’，計拙智窮。”

　　1972年呂志澄回到廣東省人民出版社負責圖書資料工作，即賦七律《調穗》：“病中忽接調穗令，淚眼相看別牛朋；谷樹山花頻招手，峰巒溪潤恣歡騰；荊妻忙將白發染，稚女急整艷裝迎；餐罷浴余相夜話，高歌主席果英明。”直到1979年他的錯劃右派問題才得到改正，1981年調到花城出版社任兒童文藝編輯。

　　他從事文學創作50余年，離休后仍專心致志于文學創作，他把畢生精力、才智奉獻給人民。1986年呂志澄的履歷終于被公正認定，獲得“離休”待遇。他仍然筆耕不輟、擔任廣東省作協少年文藝報社編委，為肇慶市撰寫文史稿件，為北京出版社《延安文藝叢書》撰寫有關延安戰斗和生活的回憶文章，多次出席廣東省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1987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給他頒發了“人民作家”的榮譽證書。

　　1991年8月9日，呂志澄在廣州去世，終年76歲。他一生為人剛直，光明磊落，待人寬恕為懷，對己嚴而勤奮。其生前友好、作家黃慶云送的挽聯對他一生作了高度概括：

　　五十年刎頸相交敬君才感君誼憐君多難；

　　一輩子光明磊落待人恕誨人勤使人不忘。

（文/周濟光根據《高要文史》（第九輯）《廣東當代作家傳略》等資料整理改寫，圖/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 孔夫子舊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