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鳳蓮：嶺南歷史和文化里滲透著深厚的紅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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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理解廣州的紅色文化還是要從“四地說”(即嶺南文化中心地、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改革開放前沿地)入手，廣州是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這是對廣州紅色文化最好的定義，我們的“紅色”不僅僅包括了建黨、建軍之后的紅色歷史，還要把追尋的目光放得更遠一些。

　　大家都非常熟悉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廣州的紅色文化就是從1840年開始，從那時起，為了民族復興、人民解放，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在這些先烈的基礎上，前赴后繼，選擇了正確的共產主義道路，所以，不能單純理解廣州的“紅色文化”就是1921年建黨之后、1927年建軍之后的事情。

　　從1840年開始看廣州的革命史，歷史劃分為幾個階段：

　　一是太平天國，廣東花縣人洪秀全于1851年在廣西金田發動起義，兩年后攻下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政權。太平天國遭到國內外勢力的聯合絞殺，都城于1864年陷落，農民起義之路正式宣告失敗，農民起義這條路，失敗了。

　　二是戊戌變法，1891年，康有為就在廣州長興里創辦了“萬木草堂”，采取新式教學體制和教學方法，結合中學、西學，培養了千余名新式學子，成為“維新志士的搖籃”。1895年，康有為與梁啟超赴京發動了轟動全國的“公車上書”，揭開維新變法的序幕。1898年6月開始實施的戊戌變法，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做出了多項改革，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雖然戊戌變法只進行了103天，但這是一次具有愛國救亡意義的變法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它沖破了封建政治思想的鉗制，令維新變法深入人心，客觀上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爆發埋下了導火線。但是，封建地主搞君主立憲這條路最終也失敗了。

　　三是辛亥革命，早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 的開端——武昌起義之前，廣州就于1911年4月爆發了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勝利果實卻被袁世凱篡奪。于是孫中山又高舉護法旗幟，在廣州于1917年、1921年和 1923年先后三次建立革命政權，捍衛民主共和制度，與封建軍閥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當孫中山第三次回廣州重建陸海軍大元帥府大本營時，感嘆道：“十三年以前，我們都是用廣州做革命的起點，廣州是革命黨的發源地，是很光榮的。”在這個階段中誕生的黃埔軍校和大元帥府，讓廣州成為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搖籃。但說到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這片土地上依舊是行不通的。

　　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階段，廣州也沒有缺席。1921年，陳獨秀把《新青年》遷來了廣州。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改組。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實現。之后，各地革命志士紛紛奔赴南國，廣州成為國民革命運動的中心和根據地。1927年，廣州起義在廣州打響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槍聲。而在最終，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

　　我們看一些文學作品，對于廣州這些紅色歷史，都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反映，例如由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在1957年創作的長篇小說《三家巷》。《三家巷》的故事發生在五四運動后和大革命時期的廣州，歐陽山選擇了對重大歷史事變進行側面描寫，“五四”運動、“五卅”慘案、省港罷工、中山艦事件、北伐戰爭等作為時代背景，在小說中構成特定的時代氛圍，主人公周炳還參加了廣州起義。

　　直接反映革命斗爭歷史的作品還有羊城晚報老社長吳有恒創作的長篇小說《山鄉風云 錄》，珠江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電影《南海潮》 和《大浪淘沙》。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設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任命南征將領任囂為首任南海郡尉。任囂任南海郡尉后，在南海之濱古番山和禺山之上修筑了一個城垣，使之成為南海郡的郡治，這就是古番禺城，也是廣州城的建城之始。2200多年來，廣州一直是廣東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廣州城卻從沒有屬于自己的管轄機構。

　　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過渡時代論》，把自己身處的時代稱為“過渡時代”：“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辟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這意味著，中國城市處在近代千年未有之歷史大變局中，正經歷著梁啟超所說的“過渡”。要改變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須向西方學習，按照西方已經成功的現代化道路，走過坎坷和曲折。現代化對于舊中 國和舊廣州而言，是一次痛苦的蛻變，大的方面包括生產方式的工業化、政治決策的民主化，小的方面包括生活方式的西方化等等。

　　廣州在近代史上的領先，是率先將城市由“古城”轉變為“新城”，由一個傳統城市轉變為一個近代城市，廣州在這一過程中完美轉身。與古代文化不同，近代城市文化之所以標新立異，是因為在文化內容、形式、主體等方面出現了新的轉折點：

　　首先，在基礎設施方面，城市與鄉村分離。1912年民國成立，中國歷史先開了新紀元。1921年2月15日，《廣州市暫行條例》正式實施，廣東省長陳炯明發布委任令，委任孫中山之子孫科為首任廣州市長，廣州建立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市政府。這是廣州建市之始，也是中國創設市制之始。《市政改組之布告》中寫道：“照得行政區域之劃分，應以當地人民戶口之多寡、生活程度之高下、行政事務之繁簡為標準。因應時勢之要求，即不能墨守舊制，而不為變更。”廣州率先在國內以城市的理念建設和管理城市，成為近代中國資金、物流、人才的重要 集聚地之一，馬路、橋梁、鐵道、電訊、航運等現代化設施的建設，逐漸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使得城市變得更加繁華、更加文明、更加宜居。

　　其次是城市意識的萌芽。我在自己的書中多次提及：“什么時候，城里人變為城市人?關鍵的第一步便是城里變成了城市;第二步是城里人過上了城市生活;關鍵的第三步是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體系。”城市中擁有了鄉村欠缺的公共文化，如公園劇場等公共空間、報紙刊物等公共輿論、集會運動等公共社交，“城市人”形成了獨特的觀念形態，包括生活觀、價值觀、審美觀等等，以開放、理性、兼容為標榜的“城市人”有別“鄉村人”，這是在封建時代未曾發生的文化差異。

　　第三是經濟運作方式產生變化。與鄉村的耕作不同，隨著城市的發展，以工廠為代表的大工業、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業和以百貨公司為代表的商業出現在城市。其中，1918年，澳洲歸僑蔡興、蔡昌兄弟，在西堤興建高樓，創辦“大新公司支店”(今南方大廈)，到如今仍舊在北京路營業的“新大新”， 工商業以及金融業在廣州的變化、發展，使得廣州邁向新一階級的城市化歷程。

　　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潮流是國家追求富強、人民追求幸福，此時的廣州作為城市的樣板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變化來自廣州近代文化的開創性、引領性，廣州文化的“創新”品質在近代達至成熟，形成勇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創造新文化的膽略，表現出一種文化的開辟探索風格。而這一特質，追根究底，來自于廣州這樣一個英雄城市，在嶺南歷史文化里滲透著的深厚的紅色基因，以及由此形成的紅色文化。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對于如何更好地保護與開發包括紅色史跡在內的紅色資源?如何建設與傳播廣州的紅色文化?作為文化研究權威專家，您有何建議?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們不能斷絕與傳統文化的一切聯系，更不能斷絕、忽視、輕慢與紅色文化的聯系， 紅色文化是我們的文化身份、文化基因，要通過傳播疏通歷史運行的河道，讓歷史基因在當今運行起來，每個人都要有文化自省的意識，追問“我身在歷史何處”。

　　在近百年來，風云變幻的歷史中，革命先烈追隨著內心堅定的信仰而甘愿犧牲性命，在廣州播撒了無數的紅色種子。如今，廣州依然隨處可見紅色文化的印記，2021年正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如何更好地保護與開發包括紅色史跡在內的紅色資源、建設與傳播廣州的紅色文化，成為人們熱切關心的議題。我們知道，廣州文化，尤其是紅色革命文化，對中國整個近代史進程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對當代整個城市現代化進程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 的。只有達到這樣的認識高度，我們才能真正地對自己城市的文化充滿自信和自豪。

　　我在創作《文化的原鄉》一書時，聚焦于廣州城市文化和西關文化的交織，通過回溯和追溯荔灣文化數百年的發展軌跡，凝聚廣州文化的集體記憶和共識，以構建嶺南文化共同體。而在于紅色文化也是這樣的，我們需要打造文化共同體，不僅包括粵港澳大灣區橫向的共同，也包括古往今來縱向的共同，從觀念到行為的建構均需達成共識。作為一座多元兼容、融匯貫通、紅色文化底蘊深厚的移民城市，提升廣州文化自信，提升廣州的城市形象，離不開對廣州進行更有效、更有高度的定位、評判和富有導向的傳播。

　　我在《文化的原鄉》中寫道：“如果說，歷史、文明史、城市史是寶貴的財富，傳承得當，就會增值，處理不好，就會成為包袱。同樣，歷史可以給每個人一種重要的精神滋養，對歷史的認識，和愛國精神的培育是分不開的，也不妨說，和愛城愛家的自覺自信、認同共識是分不開的。”因此，文化自信必定建立在理論提升和認知的共識上，從廣州紅色文化，認識到廣州在革命史上的重要性，這也是新老廣州人熱愛廣州，擁有家園感的最好理由和堅實 依仗。在這個文化自信的基礎上，才能啟發、帶動大家對紅色文化的傳播和建設。

　　同時，文藝作品是傳播紅色感人力量的重要載體，文化是彰顯地域特性與呈現藝術魅力的基礎，對于本土文化價值的認知是文學的使命之一。我在第一個問題中提到的小說《三家巷》、《山鄉風云錄》，珠江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電影《南海潮》和《大浪淘沙》，這些都是以小說、電影的模式，通過更多的文化傳媒方式，向大眾傳播本土文化，傳播紅色力量。

　　以文化為底色、以歷史為圖譜展開具有時間深度和空間廣度、具有對真善美、對革命歷史的深入挖掘和準確把握的文學表達，在文化引領生活、在現代化把傳統帶到未來的傳承里，它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