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將柔翰酬知己 不逐浮情附暖涼

　　謝加因（1912—1992），曾用名謝家因，筆名加因、花西里、麗靜之。原籍福建廈門，生于廣州，民進會員。1948年起先后擔任民進港九分會常務理事、聯絡組組長，廣州軍管會文藝處行政組長，華南文聯秘書，民進廣州市分會籌委會委員、宣教工委主任，民進廣州市分會（民進廣州市委會）常委、宣教工委副主任、文藝支部主任，《廣東文藝》執行編輯，廣東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

　　除上述民進會內實職外，謝家因還曾任民進第三屆中央理事會候補理事，民進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民進第四、六屆中央候補委員，民進第七屆中央委員，民進第二屆中央參議委員，民進廣東省第一、二屆委員會委員。

　　政治和社會職務方面，謝家因曾任廣東省人大第一、二屆代表，廣州市政協第五、六屆委員、常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廣州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廣州市青聯四屆一次會議代表，廣東省新會縣第六屆人大代表。

　　成長與進步

　　謝加因8歲起在廣州市第二十八小學讀書，后隨母親到廣西宜山生活，因兵荒馬亂失學，曾當小販、勤務兵維持生計。17歲后才得到父親朋友幫助，又繼續讀小學及師范講習所兩年，畢業后曾任教員、小學校長兩年。此間，他開始接觸近代文學，讀過田漢的《南歸》、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等進步作品；蘇聯作家高爾基從一個流浪者成長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奮斗史等曾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結合自身的童年經歷，高爾基一度成為青年謝加因的偶像。

　　1935年謝加因在兄長的資助下，考取了廣州教忠師范學校。當時主政廣東的陳濟棠發起“復古運動”，在中小學大力提倡“尊孔讀經”，謝加因對此非常反感，魯迅、茅盾、巴金及蘇聯文學作品則成為他愛不釋手的精神食糧。讀書期間，他帶領著一批同學加入進步學生組織“新兒童社”，出版新兒童周刊，辦兒童讀書會，參加廣州學生響應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舉行的示威游行（游行遭到國民黨特務、流氓襲擊，死1人，傷100多人，造成“一·一三慘案”），積極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左翼文藝活動。1936年10月，廣州文藝工作者協會“藝協”成立，謝加因與其他青年一道，以不可遏抑的激情匯集在“藝協”的旗幟下，活躍在抗日民族救亡運動的洪流中。

　　隨著中國全民族抗戰開始，1937年9月，謝加因得到同學的資助，決心到延安參加中共領導的民族抗戰。他輾轉到了西安，被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到由中共主辦的陜西安吳堡戰時青年干訓班學習，一個多月后，又考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曲沃分校），唱起了“我們是民族革命的戰士，我們是民族革命的先鋒，擔當起民族革命的使命，爭取解放，促進民族復興”的民大校歌。不久，山西淪陷，學校轉入山西翼城縣鄉村，他與10多位同學毅然參加山西青年抗日決死隊，并在連隊負責宣傳工作。在與日寇一次遭遇戰中，謝加因所在連指導員壯烈犧牲，在悲憤哀傷之余，激發起謝加因以筆為槍、投身文化救亡運動的高漲熱情。期間他在《小戰士》發表小說《楊槐》，用擬人的手法，講述三棵楊槐樹見證下，12歲的“常姑娘”在回山西曲沃婆婆家的路上被十五個日本兵殘害致死的故事，激發軍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堅定抗戰決心。

　　投身抗戰文化運動

　　1938年9月，謝家因南下廣州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廣州分會，參與廣東文藝界“文章下鄉”與“文章入伍”、以各種形式組織的戰地訪問團或慰勞團，深入民眾和軍隊，深入前線與后方，通過文藝鼓舞軍民的抗戰斗志。廣州淪陷后，謝加因所在的工作隊撤退到粵北橫石水，與國民黨軍187師匯合并任政工隊隊長，在廣東清遠、花縣一帶做民眾宣傳工作。1938年底國民黨反動派掀起反共高潮，不少抗日隊伍、抗日團體組織內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被逮捕或殺害。1939年初夏，謝加因來到桂林避難，開始為由廣州遷來桂林復刊不久、中共和民主進步人士主辦的《救亡日報》寫了多篇戰地通訊稿。有了這段文字因緣，經時任該報記者、共產黨員周鋼鳴介紹，謝加因認識了久慕的大作家、時任該報總編輯的夏衍同志。于是，他來到報社做了一名外勤記者并負責第四版《文化崗位》。

　　《救亡日報》和謝加因在“文化崗位”專欄寫的“崗語”

　　作為抗戰大后方的桂林，聚集了大批進步文化人，有艾青主編的《漓水》、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以及進步刊物《野草》《中國詩壇》等進步文化陣地，還有文化供應社、生活書店等出版機構出版的大量進步書刊、外國文學作品。對此，國民黨當局視為眼中釘，以新聞檢查之名，破壞阻撓新聞媒體發出正義之聲?！毒韧鋈請蟆返膶γ婢陀袊顸h特務機構開設的一家“通訊社”，時刻在窗口盯著《救亡日報》社的一舉一動，有時還以“同行”之名來到報社打探。為規避新聞檢查，謝加因和同事們采用“疲勞戰術”以應對：一是月初將大量擬發重要稿件送去檢查，因數量多，使檢查的人眼花繚亂，容易通過，通過后的稿件留待當月分期刊發；二是下午或傍晚送去大量無關緊要的稿件，待到深夜趁他們疲勞時送去重要稿件；三是月底送去一些言辭激烈的稿件有意讓他們扣押、交差。

　　“皖南事變”后，《救亡日報》不發國民黨中央社污蔑新四軍為“叛軍”的通稿，但面對重重檢查，怎樣才能發出中共的正義聲音呢？謝加因利用不顯眼的第四版，在“文化崗位”專欄寫了“補白”，巧妙騙過新聞檢查，發表了題為“錢不能浪費血不能白流”的雜文，影射、針砭國民黨當局借抗戰之名同室操戈清除異己的法西斯暴行。第二天見報，整個桂林為之轟動，當局新聞檢查處來詢問，謝加因把蓋著“驗訖”的稿件拿給他們看，他們發呆了，只好問：“這篇文章是誰寫的？”謝加因機智地回應，是“鄉下編輯部送來的，不知作者是誰”。

　　1940年他還在桂林出版的《野草》發表文章《關于國力》 ，指出抗戰勝利的關鍵并不在于物資、武器裝備，全民族充分發揮力量才能展示出強大的國力。

　　輾轉海內外出版和創作進步作品

　　1941年初謝加因隨茅盾等大批文化人來到香港，先后在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文藝通訊部主辦的《文藝通訊》周刊、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辦的《光明報》等從事記者、編輯工作，團結教育廣大文藝青年，開展進步文藝創作活動，由此也接觸到許多文化界先驅，吸收了新知識，增長了見識和才干。期間，他在《野草》先后發表《香港陷落前后》《香港在呻吟：陷落后半年的見聞記》，將日軍在香港的暴行揭露給內地群眾；在《廣東兒童》發表童話《土撥鼠》，還在《少年戰線》發表童話《蟋蟀》；出版小說《偷火者的故事》，將古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盜火給世人的故事介紹給小讀者，以宣揚善良、勇敢和堅韌不屈的英雄主義品格；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工合組織”）會刊《工業合作》發表《轟動一時的香港一碗飯運動》，適時全面地報道了宋慶齡先生等在香港發起的為抗戰募捐的義舉。

　　香港淪陷后，謝加因撤退到云南昆明。經羅隆基、周新民介紹加入民盟。1943年起在云南求實中學、云大附中任教。此間，他曾以花西里的筆名寫了不少雜文，并擔任校內刊物《人民周刊》編委。此間，謝加因深感國民黨當局不擇手段對進步人士、有志青年進行壓迫，對新聞所謂的“檢查”頻繁，對貪官污吏“愈打愈肥”等現象，發表題為《勝利追人來》的文章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憤恨。

　　抗戰勝利后，經民盟組織安排，謝加因與麥浪、高旭明等隨國民黨朱嘉錫的昆明行營龍潞游擊支隊，由云南到越南辦報。不久被越法當局逮捕，由海防押解到河內囚禁長達104天，經營救后出獄。事后三年，在香港達德學院任教時，謝加因收到了來自民盟中央為此發來的慰問信。

　　1947年秋至1949年間，謝加因在香港主編《兒童文學連叢》，與民進港九分會會員陳蘆荻、胡明樹、范興登等共同創辦學生文叢社，創作、出版進步兒童作品。期間，著有童話《阿麗絲漫游童話國》《小米鼠》《阿麗的日記》《圣誕老人的禮物》《金鴨王子》《阿毛進學堂》《洋囡囡奇遇記》等專著；在香港出版的《新兒童》《廣東兒童》等刊物發表寓言、童話劇20多篇，其中包括《詭計的狐貍》、《貓和鼠》《蠢狼》《犧羊》《土撥鼠》《蟋蟀》《三個女兒》《生命的鎖匙》《跛腳驢和野馬》等等。 

　　1947—1949年間謝加因在香港出版的部分專著

　　參加民進在港愛國民主運動

　　在港期間，謝加因還在中共“港版黨?！敝Q的香港達德學院任教員，講授新聞學。1948年經孟秋江、梁園介紹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同年8月15日，民進港九分會在香港正式成立，謝加因與陳秋安、梁園一道為分會第一屆常務理事，憑借懂粵語、熟悉香港情況的優勢，謝加因擔任港九分會聯絡組組長，負責與會內外的聯絡溝通和組織發展工作。他與港九分會其它成員一道，商談研讀國內外形勢，積極開展民主斗爭，迎接解放戰爭勝利的到來。在1948年4月期的《先生與學生》，以茅盾題為“回憶是心酸的罷，然而只有激起我們的奮斗之心”的文章開頭，陳蘆荻、胡明樹、范興登、梁園、謝加因等民進會員同期發表愛國、民主色彩濃厚的作品。謝加因以回答讀者來信的形式，針對舊的婚姻制度給窮苦家庭女性帶來的痛苦，指出“痛苦是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造成的，男女青年要想獲得真正的婚姻自由，只有把這個社會根本改革并創造合理的新社會之后才有可能”“悲哀是沒有用的，化悲痛為力量吧，拿出勇氣和決心來！”

　　謝加因以“花西里”的筆名，在香港出版的《評論報》《文萃》《民主周刊》等發表“農村不斷崩潰，難民麕集廣州”“官員拼命接收，工廠無法開工”“救濟物資霉爛了，罐頭里面裝磚頭”“指責實業公司，參議員受恐嚇”“廣州三千人之獄”“糊里糊涂又一天，為民叫苦苦依然；報告一幕無聊甚，袞袞諸公未盡言”等文，揭露國民黨統治下“廣東的內幕”。

　　熱情歌頌新中國

　　1949年8月，謝加因在中共黨組織安排下到廣東大鵬灣代號“昆侖山”的東江縱隊教導營受訓并擔任排長。廣州解放后的第六天即10月21日，他在惠州乘船隨軍進入廣州，隨后到廣州軍管會文藝處任行政組長，稍后調到華南文聯、省文協任秘書、行政組長。不久，謝加因主編的《小先生》于12月1日創刊，徐堅白、秦牧、胡明樹等紛紛為該刊撰文，歌頌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謝加因更是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于第二期親自創作了童話《毛澤東和龍》，通過人民領袖“毛澤東”“孽龍”（喻蔣介石）、“歷史老人”三個人物，貫穿“從農村到城市的道路”“農人和工人”“火燒宮殿和孽龍”等素材，把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依靠廣大工農奪取政權并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歷史過程，形象、通俗地表述給廣大少年兒童。接著，在《小先生》第三期，謝加因以“相親相愛”為題，創作了兒童獨幕劇，把新中國欣欣向榮的場景，通過人民群眾踴躍購買“公債”“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簽訂等素材巧妙、生動地展現給讀者。

　　1950年4月民進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謝加因是民進華南分會的五位正式代表之一（因故未到會）。1950年10月，他在民進中央理事會馬敘倫主席的來信建議下到民進廣州市分會籌委會工作，擔任籌委會委員兼宣教工委主任。次年6月，他響應黨和政府號召參加各民主黨派土改工作隊赴廣東新會縣指導土地改革工作。由于謝加因辦事認真，政策掌握準確，充分發動農民的土改積極性，受到立功表揚，為此，直到1981年新會縣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時仍被推選為人大代表。

　　歷經磨難無怨無悔

　　1953年起他擔任《廣東文藝》執行編輯，后為廣東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至1972年離休。50年代后期，謝加因在主編《廣東文藝》期間，因在1957年第六期發表《放夠了嗎？鳴夠了嗎？》一文和在6月5日《南方日報》公開批評廣東作協而被劃為右派，被下放到白云山農場參加體力勞動。此間，他獨自承受了許多不該自己單獨承受的不實之詞，使一些身邊的同志免受被劃右派之災。而他自己并沒有因此萎靡不振，反而愉快接受并努力完成各項工作任務，直到1962年2月被“摘帽”。

　　上世紀80年代初，民主黨派恢復活動后，謝加因擔任廣州市政協第五、六屆委員、常委，并任民進廣州市委常委、文藝支部主任。他積極發展新成員，開展組織活動，為民進文藝支部發展壯大奉獻了大量精力。1981年6月民進廣東省籌委會成立，謝加因是籌委會成員之一；1982年12月省委會成立后，任第一、二屆省委會委員。民進成立45周年期間，他指導民進廣東省委會宣教處撰寫的《抗獨裁，爭民主——民進港九時期工作概述》一文在《廣東民進》專刊和民進中央《民主》發表，補充了民進會史的空白。

　　謝加因為人正直，憐弱濟貧。自己收入不高卻常常接濟貧困的街坊和流浪手藝人。他生活簡樸，長期居住在狹小住房，但始終隨遇而安并告誡兒子兒媳要知足常樂，不要麻煩組織。謝加因幼得家傳，酷愛書法。黃河碑林、廣州白云山、肇慶七星巖、清遠飛來峽、番禺余蔭山房等名勝古跡均有其作品制成的石刻、木刻。曾在廣東省書協主辦的教學班傳授書法，自編《書法夜談》講義一套，誨人不倦，義務輔導，分文不取，深得大家愛戴。

　　1979年謝加因在其《回憶桂林<救亡日報>片段》一文結尾曾賦詩一首，姑且可以作為其一生經歷的概括性總結：

　　筆戰南州未易忘，

　　風流云散換滄桑。

　　敢將柔翰酬知己，

　　不逐浮情附暖涼。

　　歲月催人心不老，

　　葵花向曉日方長。

　　低徊三十八年事，

　　有夢今宵到桂江。

　　（文/民進廣州市委會周濟光根據史料查證并整理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