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存肝膽 江山閱鬢華——記民進港九分會創始會員范興登

　　范興登（1922—2002），男，漢族，廣西桂平馬皮鄉人，重慶民治新聞專科學校畢業。1948年加入民進，曾任民進中央常委，民進廣東省委會副主委，民進廣州市委會主委。范興登是中國民主促進會早期會員，長期從事民主黨派工作，為統戰事業貢獻了自己畢生精力。

　　一、胸懷壯志，投身抗日救亡與反蔣民主運動

　　范興登于1922年12月出生于一個貧苦家庭，父輩之前沒有人讀過書，全家含辛茹苦為著培養一個讀書人，范興登這才有了讀書的機會。1938年秋，廣州淪陷，日本飛機在廣西狂轟濫炸，在廣西狂轟濫炸，正在桂平潯州中學讀初中的少年范興登立志報國，遂投筆從戎，報考廣西學生軍，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足跡遍及廣西城鄉，宣傳群眾，組織民眾，動員參軍，發動捐獻，為抗戰貢獻自己的力量。

　　1942年，他到重慶就讀于民治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后，正值日本投降，他返回廣西，不久到廣州，轉香港。26歲時，經司馬文森和梁園介紹，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參加了1948年8月15日在香港柯布連道8號3樓（華南救濟會）舉行的民進港九分會成立大會。在香港，他與胡明樹、陳蘆荻創辦了《學生文叢》，向中學生開展反對蔣介石獨裁的宣傳活動；接辦“南國書店”，出任經理，出版、發行進步書刊（其中包括陸詒編的民盟機關報《光明報》）。因為出版《戰斗的越南》《越南八月革命》和朱學苑“勞協”的《工人大團結》等書刊，被香港特務機構“東方行”多次傳訊，每次范興登都沉著應對，使敵特無機可乘，掩護了有關人員。南國書店還與進修圖書館合作向青年出借圖書，團結了不少進步青年。南國書店還經多方面努力，克服種種困難，向革命輸送了一批優秀青年，為解放戰爭作出了貢獻。

　　在香港，民進組織堅持活動，每星期都利用晚上時間在陳秋安、馬寶道家里開會，討論時局，研究對策，范興登是積極的參加者。在形勢緊張，出現險情時，他與陳秋安及時把民進的檔案轉移到九龍牛角沱其安化工廠內，保護了組織。

　　二、立會為公，獻身民進

　　范興登26歲加入民進后，全心獻身民進的事業。1949年廣州解放后，他回到廣州，40多年來，他從民進中央到民進廣州市委會，一直從事民主黨派的工作，為黨的統戰事業獻出了全部精力。

　　廣州解放后，從香港回來的民進成員只有6人，范興登是其中之一。1951年，許廣平通過中央人事部，從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把他調到民進中央工作。不久又調回廣州，擔任廣州民進秘書處主任，實際是擔負民進廣州市委會的籌備工作。當時廣州民進的主要成員是工商界人士，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很重視民主黨派的工作，在有關單位成立了“協助民主黨派發展”小組，幫助民主黨派發展組織，并介紹了42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教學骨干加人民進，其中有陸向蒼、黎克明、鄧寶華等，使民進增加了教育界成員，改變了以工商界為主的狀況。當時民進廣州市委會的第一屆籌委會主任是陳秋安。陳秋安雖然當過嶺南大學教授，但與工商界關系較多，民進在教育界發展成員則有較多困難。籌委會幾經研究，覺得當時的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比較合適。于是范興登帶著這個任務，與許廣平一起在太平南路的白宮酒店第一次與許崇清交談，許廣平與許崇清是同胞兄妹，發展許崇清，在談話時有所不便，主要由范興登講話。后來，籌委會把這一工作向民進中央反映，得到民進中央的關心和支持。經過多方工作，許崇清同意加入民進。

　　在籌備期間，范興登經常到基層開座談會，宣傳民進的歷史、性質、任務，吸收了不少人加入民進。有一次舉辦全市教師招待會，影響很大，到會數百人，都是各校的校長教導主任和有名的教師，如張興孝、沈瓊樓等。會上，許崇清發表了講話，民進的局面逐步打開，改組了籌委會。1953年2月22日，民進廣州理事會成立，許崇清任主任。從籌委會到理事會成立，范興登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

　　在50年代，民進曾想籌建廣東省民進組織，民進中央指定許崇清為籌備小組組長。但后來因政治運動，籌備小組停止了活動。直至1981年，民進中央重提籌建民進省組織的問題，并指定陳一百為籌備組組長。5月1日，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由廣州民進市委會負責具體籌備工作。當時省籌委會沒有專職干部，廣州民進也只有17個工作人員，是省市兩塊招牌，靠廣州市一套人馬工作。

　　省籌委會成立時，只得一萬元開辦費，經費不多，怎樣用在刀刃上是范興登經常考慮的問題。當時有一種看法，認為既是省籌委會，應該先添置些辦公設備，像個樣子。但范興登不這么想，他沒有用這筆經費購置家具和辦公桌椅，改善辦公條件。而是做好思想工作，把全部經費用于籌建地方組織，而省籌委會用的都是50年代留下來的舊桌椅柜子，沒有添置一件新設備。

　　在籌委會領導下，范興登是日常工作主要負責人，他奔波勞碌，積極工作，僅用了1年6個月的時間，帶領籌委會的干部，在全省13個城市建立了組織，為健全省民進組織奠定了基礎。

　　籌建地方組織，困難很大，但范興登并不畏難。當時他已年近六旬，但仍以極大的熱情，充沛的精力，奔走于全省各地。當時，范興登緊緊抓住三點：一是爭取當地黨委和統戰部的支持；二是爭取有代表性的骨干人士參加；三是派出工作得力的干部。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

　　趁著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東風和省統戰工作會議的時機，他積極與各地統戰部聯系，爭取統戰部門的幫助支持。由于認識上的差異，有些地方的個別同志還不了解民進，覺得“有民盟，為什么還要民進”，“民進要發展，只能是小學老師”，甚至不愿抽時間見民進的同志。但范興登不氣餒，硬是在走廊上等了半天，直到該同志回來。他的熱情、誠懇感動了地方統戰部的同志，終于使這個地方的民進組織得以順利建立。

　　為了把工作做好，范興登和籌委會的同志，每到一個地方建立組織，都必定先反復討論研究，思想認識統一后才出發。他們在工作中總結出“一字開花”的方法，即物色一個在當地有影響力的，能起骨干作用的人物發展入會，然后靠他開展工作，發展成員，建立組織。13個地方、大多數民進組織都是用這樣的方法建立起來的，而且地方支部建立后，絕大多數都沒有經過籌備階段便直接由支部成立了市委會和縣委會，大大提高了效率，加快了組織建設的速度，雖然每個地方的籌建工作只得100元的經費，就已經實現了開花結果。

　　用好干部也是省民進籌建工作順利開展的原因之一。當時在籌委會的干部中有三位是共產黨員：徐幽明、周紹堯、賴世芳，他們有著較高的覺悟和較強的工作能力，而且以他們是黨員又是民進會員的身分到各地談建組的問題，比較容易溝通，他們為民進組織的發展做出了顯著的成績，賴世芳還因此立功受獎。這也反映了范興登善于使用干部的一面，當時他還寫了一首詩鼓勵干部：

　　南粵早春須早種，蕭蕭戰馬奮奔蹄。

　　三、淡泊名利，求賢讓賢

　　1950年，民進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范興登是廣東4個代表之一。在選舉中央委員時，民進中央要廣州選出一位年輕的候補委員，陳秋安找范興登商量，要他擔任，但范興登婉言謝絕了，他說：我年紀輕，沒有什么代表性，應找一位威信高，代表性強的同志。廣州市召開人大、政協會議，他也總是再三推辭，讓別的同志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50年代，民進廣州市委會要他當秘書長，他認為自己是專職干部，能做事就行了，不必再擔任什么職務。于是他把正秘書長的位置空著，尋找代表性強、德才兼備的人來擔任。70年代，干部提級，但當時的指標只有40%，根據范興登的表現，大家提議他升一級，即從十四級提升十三級。十三級是高干級，從十四級升到十三級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關鍵一級，但范興登卻沒有要，而把這次提職機會讓給了級別比較低的同志。

　　“文化大革命”后，民主黨派恢復活動。民進廣州市委會原有的8位正副主委只剩下范興登，其余的都相繼去世。當時不少會員都提議讓范興登當主委，他又推辭了。范興登積極向民進中央建議，請求選派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物擔任主委的職務。后來得到中共廣州市委統戰部的幫助，找到了陳一百。范興登即帶領全體常委上門拜訪陳一百，懇請他擔任民進的領導，陳一百研究了民進的情況和范興登的為人，高興地同意了。省籌委會成立后，陳一百到民進廣東省委會任職，民進廣州市委會的主委又缺了，范興登任民進廣州市委會主委應是順理成章的，許多會員也都有這樣的要求，但范興登依然辭讓，他覺得民進的主委應是一位在教育界有威望的人，于是他找到了廖奉靈。直到廖奉靈臥病以后，他才當了民進廣州市委會的主委。

　　四、顧全大局，一片公心

　　反右斗爭的狂風暴雨，對民主黨派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大鳴大放的時候，有些基層組織自動召開座談會鳴放，要求民進市委會派領導參加，面對這一情況，范興登分析了形勢，考慮再三，并為此召集專職干部開會，他認為：基層開這樣會的具體情況和目的尚不大清楚，要領導去參加無非是為他們撐場面，要去由我去，其他正副主委不要通知他們參加，并宣布：誰請領導去參加誰負責。后來，市委會召開基層會議，研究討論鳴放問題，他請陳秋安不要在會上講話，由他來講。他反復考慮，先寫好稿子，小心講述，然后又把講話稿打印出來。當時，有些同志不理解他的做法，在會內指責他，但今天看起來，正是因為范興登的穩妥做法，保護了會的領導。反右開始后，有些基層成員在運動中說是民進要求他們鳴放的。有關方面看了市民進下發的關于鳴放問題的文件和范興登的講話稿，才了解真相，從而減少了反右斗爭對民進的沖擊。

　　“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黨派受到猛烈的沖擊。在最困難的時刻，他沒有把領導推出去，而是挺身而出，說自己是真正的當權派，“責任由我負，有什么事我來承擔，不要去找別的正副主委的麻煩。”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動亂中，他一步也沒有離開過機關，完全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面對造反派的刀槍，他鎮定地處理會的各種事情，保護了會的財物、檔案。民進中央知道情況后，給予他很高的評價，說他是“孤臣孽子”，忠心耿耿為民進。

　　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期間，民主黨派又經受了一次考驗。當時眾議紛紜，思想混亂，有些人認為民主黨派應明確表態，支持上街游行的學生，有些會員向民進廣州市委會請示，應怎樣看待事件。在這緊急關頭，范興登作為民進廣州市委會主委，他沒有回避矛盾，又一次挺身而出，堅持貫徹中共廣東省委、中共廣州市委的指示，把定了方向，使民進廣州市委會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受到了民進中央和中共廣州市委領導同志的表揚。后來，有人向他問及此事，他說：我沒有什么特別的本事，我只堅持一條，那就是堅信黨的領導，始終和黨一條心。

　　范興登熱愛工作，工作深入細致，關心同志。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他響應中央“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親自策劃，帶領機關干部開辟場地養豬。他還向養豬專家請教，從豬的配種到接生都親力親為，使民進廣州市委會成為當時全市40個養豬先進單位之一。喜慶活動，會員們能吃上機關的豬肉也十分高興。他一向重視基層工作，50年代經常深入基層。每次開大會，必首先到會，站在門口接待會員，一一與他們握手問候。當時會員有六七百人，他一見面都能叫出名字。恢復活動時，有次他參加一中學的小組討論，大家闊別了10年，許多人見面都不認識了，他卻能一一向到會者介紹，一位中學教導主任感動地說：“事隔這么久，還有人記得我，真感到組織的溫暖!”正是由于他和干部們的努力，很快很多同志都回來參加活動，使民進這個大家庭又充滿了生機。

　　五、殫精竭慮，積極辦學

　　發揮優勢，服務社會，是民主黨基本職能之一。民進的優勢在教育，但當時民進廣州市委會正忙于民進廣東省委會的籌建工作，是“兩塊招牌，一套人馬”，沒有力量搞辦學工作。直到民進廣東省委會成立后，才抽出力量開始辦學，此時已比廣州市的兄弟黨派遲了兩年多。

　　在范興登的關心、支持下，民進廣州市委會辦起了兩間學校，一是僑光財經學校，二是培才文化技術學校。范興登擔任兩校的校務委員會主任，為辦學工作耗費了大量的精力。由民主黨派承辦政府辦的學校，這在當時，是全省第一間，對改變政府包攬辦學，開拓多渠道辦學，是一個大膽的有益的嘗試。這與范興登的領導、關心與支持分不開。兩校學路之廣，規模之大，在社會上是頗有聲譽的。民進中央給予他們先進稱號，市教育部門也給予他們先進稱號，民進廣州市委會也因為辦學成績卓著，為教育改革作出了貢獻而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表彰。

　　民進辦學的成績，范興登功不可沒。他強調辦學工作首先要講社會效益，其次才是經濟效益，端正了辦學方向；他選派了有魄力、有經驗的同志擔任學校領導，形成了堅強有力的校領導班子；他鼓勵創新開拓精神，調動了辦學人員的積極性；他具體幫助學校解決辦學工作中的不少困難和問題。為了搞好辦學工作，他經常讓出自己辦公用的車子，供兩校外出聯系工作；他甚至連自己的辦公室也讓了出來，自己到小閣樓辦公，使學校解決了辦公場地的問題。后來民進廣州市委會搬到廣州大道中39號民主大樓新址辦公后，他毅然把北京路全座五層辦公樓，700平方米面積全部給兩校辦學使用。有人對他說，北京路是黃金地帶，要是把北京路的大樓租給別人開商場、辦公司，一年少說也有一百幾十萬的收人，自己干手凈腳，何必這樣辛苦去辦學。民主黨派的干部只取國家工資，沒有什么獎金來源，生活是比較清苦的，這個提議應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范興登卻一笑置之，他說：“辦學是為國分憂，為發展教育，培養人才，是無價之寶，要我放棄辦學，給我多少錢我也不會干的。”

　　來源：根據《天地存肝膽 江山閱鬢華》等資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