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與“五一口號”
進入1948年，中國國內的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和解放區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取得迅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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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孤立蔣介石反動集團，團結一切人民革命力量，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國共產黨于1948年4月30日發布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即“五一口號”)，共23條。其中第五條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聯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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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號”一發表，民進就立即表示堅決支持和熱烈擁護。5月5日，馬敘倫、王紹鏊和民革、民盟、致公、農工、救國會、民促、民聯等團體領導人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以及無黨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聯名致電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并轉解放區全體同胞，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稱贊這是“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產黨一起“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同日他們還通電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并轉全國同胞，指出共產黨的“五一口號”“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呼吁全國人民響應這一號召，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派，實現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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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民進在香港還單獨發表《宣言》響應“五一口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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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中國反動的“國大”活劇演完之后，中國共產黨發布了“五一”口號廿三條，把實現中國新民主國家的具體任務，完全無缺地呈現在中國人民面前。“五一”廿三條是近百年來中國革命史的結晶，是今后中國政治運動舵向的指標，中國的民主人士及民主黨派就是要團結在這口號的周圍，形成堅固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而奮斗，以奠定我們子子孫孫萬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棄，甘為歷史的車輪所碾碎。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滅，中間沒有任何第三種路徑可循進的。
本會對于中共的“五一”口號，以十分的興奮心，同意其號召，并望中國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起而響應，一致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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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并對擬議中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性質表示了看法，指出：“行將召開的新政協，是完全由各階級各階層的人民臨時代表商討國是。親帝國主義分子，封建主義反動派，官僚資本主義壟斷者，不會再讓其幽靈復活，混進革命的陣營，更沒有美帝國主義者陰謀魔手鬼祟出沒的余地。因此，新政協必須產生各階級各黨派的政綱，以為互相尊重的契約，以為實現獨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先決步驟。”“新政協既是人民的，平等的，必須有神圣的約束，必須有誠心誠意給中國老百姓作公仆的服務精神。”《宣言》最后表示：“本會誓為實現此高尚目的與中國民主黨派，民主團體，民主人士共同奮斗，使新政治協商會議及早召開，進而有步驟地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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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宣言》，是民進重要的歷史性文件。它首次公開莊嚴宣布民進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而奮斗。這是民進在中國“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滅，中間沒有任何第三種路徑可循進的”斗爭實踐中作出的正確抉擇，它標志了民進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一個質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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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馬敘倫在《群眾》發表《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的文章，公開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革命“當然的領導者”，他還說：“全國一致在企望著賣國殖民的反動的獨裁政權早一日消滅，新中國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權早一日成立，在企望著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給一個鼓勵和安慰的啟示。現在是得到了。”他高度稱贊中國共產黨為著中華民族的生存，制定了“先要生產”的政策，盛情稱頌共產黨的“土地法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但仍給地主有同樣的一份”，這就是“耕者有其田”;共產黨關于“大工業、大銀行、大商業歸國家所有，但同時并不主張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也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經濟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換句話說他是保護民族工商業的”，這符合“節制資本”的政策。因此，共產黨的“農工兩大政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也是“救國的經濟政策”。馬敘倫說：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法和“五一”號召，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獻，轉捩時局的曙鐘”，是“勝利的檄文”。他將新政協與1946年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作了比較，指出兩者有質的不同。他說，重慶政協會議“是民主和反民主、偽民主的妥協的。這次的政協，是民主方面的各階級各階層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國是’，取得一個協議，只是‘和衷共濟’的而不是妥協的”，“上次政協是反民主的反動集團的主體，而偽民主派也參加了的，這次是民主陣線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體，而中國共產黨是當然的領導者。”對參加新政協民主黨派的標準，馬敘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無疑地是一貫主張民主，而且有工作表現，有群眾的擁護，可以代表全國性的政治團體。”這些意見，得到了在港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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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民進在港理事根據各黨派星期座談會的要求，討論了新政協召開時間、地點及召集人、代表資格等問題。馬敘倫等提出新政協的地點應在解放區，以關內有安全保障處為適宜;關于召集人，大家一致認為“當然由中共擔任”，同時提出“可由各黨派授權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對于代表資格，主張不論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或社會賢達，都必須以其對現階段民主運動的實際態度和貢獻為原則。這些主張，在各黨派星期座談會上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并成為各黨派的共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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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和團體對擬議中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施政綱要進行了認真、充分的協商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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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民進在港理事召開會議，討論新政協施政綱要。7月31日，民進在港理事會議通過《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這一文件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民進對于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政治主張。文件首先指出，民進認為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是：1、加強人民革命統一戰線之團結與其力量;2、籌備各革命階級民主聯合政權之施政綱領;3、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并臨時性的)。根據第一項要求，民進提出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民主人士應該采取一致行動，訂立反對中途妥協以及在各自的斗爭中盡可能靈活運用民主政略，配合軍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務的行動公約。根據第二項任務的要求，民進提出了對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這項綱領分總則、人民權力、政治、軍事、財政及經濟、外交、教育、交通、社會等九部分。在總則中，提出民主聯合政府總的政治指標是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政權，肅清封建殘余，抵抗帝國主義奴役，鏟除官僚資本，促進人民革命之徹底成功與各階級聯合政權之完滿實現;聯合政府的名稱擬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其政權形式為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各階級共同執政之民主聯合政權。總則明確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徹底完成，必須無產階級及其黨之領導。”在其他各章中，民進提出，人民應該享有身體、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請愿、示威等自由，各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各級政治組織采用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的產生采用普遍平等的選舉制;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武裝，又是國家的武裝，民主聯合政府應以人民解放軍為基礎組織軍隊;金融機構應實行國家管理，經濟建設以增加生產、滿足人民需要為原則;在農村，土地改革以鏟除封建殘余為目的外，還應積極發展合作經營以期實現農業機械化、集體化，準備社會主義農業之基礎;工業政策以促進生產現代化、高度機械化為目的，主張國營、合作經營、民營并力邁進;各國家、民族之間關系應以平等、自由、和平相處為原則，反對帝國主義國家之一切軍事擴張、經濟侵略、政治干涉政策;對于美帝國主義自中國內戰以來與反動政府所訂之一切條約及借款概不承認;國家應本為人民服務之原則，實施各種適合社會需要之社會政策;體力勞動、腦力勞動應得到國家平等待遇;徹底消滅封建傳統，建立新的道德標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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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是民進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它與后來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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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初，華北人民政府在石家莊宣告成立，民進聞訊后，即馳電祝賀，稱華北人民政府的成立“為中國民主史程上偉大標志，預示世界的新中國之即將誕生”，同日馬敘倫也發表談話，稱華北人民政府的成立，是“未來全國民主聯合政府的雛形”。11月2日，遼沈戰役勝利結束，4日，民進向毛主席、朱總司令致電賀捷，賀電說，“關外三乘，定全局于磐基，遂使民主之光，煥若朝陽，獨裁之焰，微同爝火，全球為之刮目，美帝于焉墜心。”賀電還熱烈稱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英明決斷和人民解放軍各級指戰員的英勇善戰，“實賴兩先生老謀藎畫，領導有方;各司令運籌致果，凌厲無前;是以膚功疊奏，捷報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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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各大中城市相繼解放，需要大量干部到那里去工作。中國共產黨歡迎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去解放區，并鼓勵他們輸送優秀干部。民進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提議。1948年12月，馬敘倫、徐伯昕布置會員吳企堯利用租借外輪進行貿易的機會，陪送三位文化界戰士經朝鮮轉赴東北解放區，同時還帶去了許多圖書的紙型，以支援解放區的文化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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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幫助安排下，在國統區和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階層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陸續進入解放區。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進入華北解放區。10月王紹鏊由香港抵達東北解放區。12月，馬敘倫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許廣平等一起也轉抵東北解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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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邀請已在平山縣李家莊的周建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商討，提出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草案，報送中共中央。文件內容包括： 1、新政協召集問題;2、新政協人選問題;3、召開新政協的時間、地點問題;4、新政協準備討論的事項等。經毛主席修改后，中共中央將該文件草案電發中共東北局高崗、李富春，請他們約集已在哈爾濱的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朱學范等7人就其中諸項問題正式征求意見。10月21日，王紹鏊代表民進出席了由高崗、李富春召集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 (草案)》第一次座談會。與會同志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張，并希望將出席新政協的各單位盡快組成。23日，王紹鏊出席第二次座談會，就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單位組成進行協商討論。討論中王紹鏊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為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單位的意見。11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答復，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作為新政協的籌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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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共華南分局，將經過與在哈爾濱各民主黨派領導討論修改過的《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文件轉發他們，并指示將該文件即抄送民革李濟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進馬敘倫等，“并由潘漢年、連貫分請他們或邀請他們一起聚談，征詢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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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和反復協商，11月25日，高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與在哈爾濱的民主黨派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朱學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對《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達成共同協議。至此，籌備新政協籌備會的工作大致完成。根據共同協議，民進作為新政協籌備會的組成單位之一，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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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1日平津戰役勝利結束，中國共產黨立即邀請在哈爾濱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1949年 1日中旬，在燕大任教的嚴景耀、雷潔瓊夫婦，受在哈爾濱的馬敘倫的委請，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有關民主黨派的會議。他們同時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邀請，參觀訪問了華北解放區。在西柏坡，嚴景耀、雷潔瓊夫婦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的親切接見，毛澤東并與嚴景耀、雷潔瓊作了徹夜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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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次會見，雷潔瓊在2011年7月21日接受江漢大學特聘研究員馬社香訪問時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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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我在燕京大學教書，接到馬敘倫從香港寄來的親筆信，委托我代表民進到西柏坡參加毛主席的一次邀約。當時北平還沒有宣布和平解放，我和丈夫嚴景耀穿著呢子大衣，裝扮著探親離開北平，再經解放軍沿途保護到達西柏坡。那年冬天很冷，一到西柏坡到處感到熱氣騰騰。我們被引到一個大會議室，毛主席和一大排中共領導人站在門口迎接我們，和各方代表握手，周恩來站在旁邊一一介紹。晚上中共中央請大家一起吃飯，像老朋友一樣邊吃邊聊，主要談當前局勢以及建立新中國問題。吃飯時，我主要是聽大家談。毛主席幾次用目光鼓勵我。飯后，大家言猶未盡，仍聚在一起繼續談話，氣氛非常熱烈。沒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只有答疑和討論之別。我向毛主席提出一個問題，美國和蘇聯都贊同中國“劃江而治”，在國際和國內有不少擁護者，您怎么看這個問題，怎樣看“劃江而治”的社會基礎?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毛主席的話令在場每個人都受到很深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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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陽迎接民主人士入關。行前，周恩來特親筆給馬敘倫、許廣平寫了信，委請林帶交馬、許。信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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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老、景宋兩先生：
得電逾月，尚未作復，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則無時或已。茲乘林伯渠同志出關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來
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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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下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領導人和民主人士代表聚會北平。26日，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員舉行歡迎民主人士大會。馬敘倫以民進常務理事身份在歡迎會上講話。他代表全體民進會員向中國共產黨主席、中國革命的偉大領導者毛澤東主席致敬，同時表示，一、中共領導了各個民主階層廣大的人民群眾，并經過他們自身的覺悟，已經團結起來向國民黨反動政府去進行共同的斗爭，所以必然會得到完全的勝利；二、我們到了解放區以后，更相信革命必然成功和革命進展這樣迅速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時時只有人民的利益，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要好好學習他們的精神；三、革命要徹底，解放全中國人民，而且還要解放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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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馬敘倫、王紹鏊、許廣平、周建人、雷潔瓊等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飯店舉行的座談會，座談北平解放后大學的教育管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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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從西柏坡進住北平。馬敘倫、周建人等與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一起，到西苑機場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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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毛澤東主席會見各民主黨派領袖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譚平山、彭澤民、蔡廷楷、陳其尤等，對國共正在進行的和平談判情況及今后的方針進行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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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民進中央網站紀念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專題）
